作者：刘大椿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制性发展始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成熟于改革开放后，是中国社会发展新思维的重要提供者与变革参与者。迄今，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已成为对中国当代社会与思想影响深远的学科之一。
1.学科历史渊源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学科的兴起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一演进是由学科、建制与社会背景多种因素促成的。
“自然辩证法”研究由恩格斯在19世纪下半叶所开创。《自然辩证法》第一本中文译本出现于1932年，标志着自然辩证法正式传入中国。作为唯物辩证法研究和传播的一部分，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是一批学者从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而发展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工作也是和当时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主要针对科技工作者和理工科师生。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制化发展始自1956年。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研究机构，可作为学科建制化发展的一个正式起点。同年，我国制定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界定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该时期自然辩证法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与自然辩证法的社会实践中，研究进路主要是依据哲学对科学的思辨来指导社会实践，自然观是中心论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自然观、认识论与方法论是统一的，自然观的变化会引致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改变。每一次科学革命均会引发自然观的变革。科学观直接影响着自然观，进而带来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变革。因此，不论是自然哲学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均需要把科学及其发展作为哲学思考的一个基础。一批自然科学家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大大推进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和科学观的普及，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自然辩证法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和科技工作紧密结合的桥梁。自然辩证法联系科技发展的前沿，关注现实，由自然科学内在的批判品格所驱动。自然辩证法事业团结科学家、参与前沿开发、努力为国服务，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泛欢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从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通过实行三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科技与社会结合，中国与世界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科学技术哲学。
2.科学技术哲学兴起
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为全国性的学术研讨搭建了重要平台。在此前后，《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自然辩证法研究》（1985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4年）（后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与学科发展联系紧密的重要专业性学术期刊陆续创办。20世纪80年代“自然辩证法”课程由国家教委确定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科硕士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同时还规定理工农医科博士生要开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推动了教学与研究队伍的壮大。自1981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来，一些高校先后获得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培养资格，这些工作直接加快了学科建制化发展的步伐。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该时期，“走向未来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丛书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图书，它们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方面，许多新鲜的学科被介绍到中国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前沿的思考成果。
1987年，为了更好地推进学科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教育部将研究生哲学专业下属的二级学科目录“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随着学科建制的完善、研究人员的增多，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边界得到极大拓展，成为众多新学科的“孵化器”，不断有新的人员和思想参与进来，交流、突破、迸发灵感，而在思虑成熟后往往自立门户，或转入其他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从原来的偏向于自然哲学、自然观，拓展到包含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及科技思想史，进而延伸到与实践紧密相关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政策学、科技管理等领域，并把科学学、潜科学、未来学、系统科学等各类新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研究纳入麾下。
实际上，该时期兴起了对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的理论研究热潮，催生了一大批新学科，取得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因此被称为“理论拓展期”。宽松的“大口袋”发展原则，使中国科学技术哲学成为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缘与交叉地带的百科全书式学派，汇聚了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加大了学科的交叉性。
大致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十年。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科学和教育是拨乱反正的前沿，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就特别有生命力和吸引力。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道畅行。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科学的实证方法显著地体现着实践标准的有效性、权威性；当时，凭借科学自身普遍性和超国界性等特质，张扬科学理性在论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改革开放开启到80年代，科学技术哲学由于它的跨界性以及它与科技和哲学两者的紧密关系，在中国成为思想解放的带头羊。在80年代，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和队伍建设，生机勃勃，取得许多拓荒性进展。
第二个十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终于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实现建制化，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
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积极互动，促使学界就科学技术本身及其历史发展，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哲学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90年代，“科技—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人转向STS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的简称）、发展战略研究和知识经济研究。更加专门化与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开始形成，论题日益丰富，论域逐步开阔。从这时起，自然辩证法成为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课（公共课、必修课）。
第三个十年。21世纪开始的十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直面科学发展问题、生态文明问题、以人为本的问题，多元化的研究成为风气。
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科技、社会与环境的冲突不断加剧，促进了对发展理念的深度思考。自然与人、科技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成为理论界的中心论题，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该时期社会发展思想的重要提供者和参与者，且学科发展逐渐成熟、队伍有一定规模、与国际接轨、有中国特色。
第四个十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在全社会强化科学意识、生态意识；探讨科技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深度透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他们积极培育原始创新的理念和机制，致力于促进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主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回应智能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时代本学科建设和调整中的问题，努力进行新的开拓。
3.规范与多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伴随的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难题频现，科技、社会与环境的冲突加剧。此类问题都属综合性的交叉问题，并无单独的学科可以直接应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在此背景下，进入了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紧密交织的时期：一方面，理论研究越来越要求符合国际学术传统的规范；另一方面，实践研究的开放性又使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越来越多元化。这一规范与多元的格局体现在科技与自然、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这三大中心论题上。科学技术哲学建构出一个覆盖面宽、内容多样、边界模糊、横向交叉繁多、充满生命力与时代性的独特研究领域。
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在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的哲学回应中，逐渐拓展为综合性交叉学科。其中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思想史等几个主要方向。
自然哲学，主要研究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这些也是自然辩证法面对的基本问题。在自然观方面，自然哲学的关注点集中在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相互关系上，主张不仅要对人工自然进行文化控制，保持人类改造天然自然与保护天然自然的某种平衡；而且要认识到自然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必须敬畏自然。在现实世界层面，自然哲学侧重讨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等问题。
科学哲学，是对科学本身及其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所作的系统哲学研究。科学哲学包含了逻辑主义、历史主义、建构主义等诸多流派，主要是对当代自然科学背景下的重大哲学问题开展研究，如量子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而通过广泛展开对西方科学哲学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从而动态演绎出一些新的理论生长点，成为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亮点。
技术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技术和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早期主要研究技术与方法、技术与经济、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政治、技术与文化等相关问题，之后转向对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等理论性问题的研究。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链条的进展，出现了工程哲学的新领域，工程的本质和特征、工程与科学技术的区别与联系、工程与社会、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伦理等问题成为探讨的焦点。在反思技术的负面效应等问题时，学者们相继提出了绿色技术、技术价值合理性、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技术责任、技术之善、技术的人文关怀等新概念。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是一门在20世纪90年代兴盛起来的与国际接轨的新兴学科。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领域，如城市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轿车工业和房地产业、休闲文化及其产业建设等。致力于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视角透析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过程和机制，从宏观到中观，有时到微观，逐渐深化开展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比如方兴未艾的科技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咨询研究）。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也发生了变化，重视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的社会建构，提倡科学实验室的田野调查；科学共同体的范式、科学家的信念、科学技术政策、科学技术的资源分配、对科研的行政管理和知识界的科层制等问题，成为关注的对象。
科技思想史研究是以科技史为基础，着重从哲学层面加以关照或延伸到科技社会思想史领域。常规的研究对象有：科学史案例（科学家或科学发现）研究、著名科学家生平思想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研究、科技的社会影响及其演变研究，等等。也会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与中国思想文化关系史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研究，等等。一些专门的与科技发展有关的思想史及社会思想史问题，如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演变、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合历程等问题，亦是科技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而当下引发关注的重要科技思想问题是：面对现代科学文化与其他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人文文化的矛盾甚至冲突，科技如何在历史实践中引发思想演变？
4.问题与期待
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诸方面的研究尚有巨大潜力，一些以往不被认同或尚未成型的分支或问题可拓展为当下关注的焦点。
其一，是科技伦理问题。随着智能革命的到来，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一方面为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可能为生态和人类自身的演变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活动的社会性越来越突出，科学的价值中立性不可避免地遭到人们的质疑。于是，科技活动逐渐被认为具有很强的价值负载，渗透着伦理判断。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针对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还开始关注科技与人文的关系问题、科学的价值负载问题、科学无禁区与技术有责任问题。
其二，是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支配性文化样式，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但它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局限于认识论研究，因此既不同于传统科学论，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哲学。
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要取得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更深入的成果和健康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培育出新的生长点，还要有科学和冷静的头脑，审时度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克服困难，开拓进取。也应具备两个基本态度：
第一，从推进科学技术良性运行的迫切需要来看，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应当努力实现对科学技术从单纯辩护或者无情批判，向全面审度的转变。要警惕漠视甚至反对科学的虚无主义倾向，也要防止仅仅把科学作为一种功利性工具，而忽视它作为一种思想武器的浅薄眼光。
第二，自然辩证法课程之所以一直受到理工科研究生和一般受众的欢迎，是因为它既具有思想教育功能，又具有通识课的作用，它的跨学科性，特别有助于提高理工科研究生的人文素养。在该课程的定位和建设中应坚持：基点不动摇，功能有特色，学科要开拓。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