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是常被诟病的，尤其是饭量。在粮票时代，全国普遍最低量的粮票票面是50克，也即一两，唯有上海人“胃口小”，最低量的粮票票面是25克，半两。要知道，那时候我们通常一顿饭要吃四两，半两塞牙缝都嫌少的。印象中，上海的阳春面是二两的，可以加面，大饼是一两，肉包菜包，还有油条，都是半两；一两粮票可以买一个肉包一根油条。上海也有一两一根的大油条的，不过上海人，尤其是年纪稍大的老太太会眉头一皱：油条做得这么大，没分寸，偷工减料，一点也不好吃。
这就是上海人的锱铢必较分寸必究。
有一年隆冬时节，我去深圳。下了飞机，换上了夏装，视线中便是一片绿色，第二天清晨，还听到了树上的鸟鸣。我对深圳朋友说，四季常青真是好啊。深圳朋友一点没有骄傲的神情：有什么好？没有四季，一年到头穿的是夏装。哪有上海好，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从羽绒衣到春装到T恤，衣着一点不单调；冬天不如北方寒冷，夏天没有南方酷热，没有洪涝，没有暴风雪，也少有台风……我没想到深圳朋友对自己生活着的四季常青如此“审美疲劳”，更没有想到上海的春夏秋冬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她不知道上海还有黄梅天的吧？深圳朋友则是对上海黄梅天有一种难以想象的浪漫解释：黄梅天就像是上海女人的作呀，虽然作得你不太舒服，但是作两三个星期就作好了，哪里像深圳的潮热，一年作到头。最后，深圳朋友给上海天气下了定义：上海的四季，让人觉得是有分寸的。这位深圳朋友没有想到的是，她不经意的“黄梅分寸”说，几年后却是决定了我新书的书名《上海分寸》。
不妨说，上海的四季，恰如上海的分寸。
苏东坡在对杭州西湖感叹时，写了这么一句：淡妆浓抹总相宜，完全也可以用来形容上海的四季。既可以是说上海的四季，像是或浓妆或淡抹，也可以说是，上海的四季，也让人有浓妆淡抹的交替和选择。
上海的气候中庸而不极端，上海人的行为方式也是中庸而不极端。
似乎有点牵强，自然的气候对人的行为方式和态度会有什么关联？我不敢说上海的四季决定了上海人的某些思维方式，但是影响了上海人的行为方式是一定的。上海的四季不仅美化了上海人的服饰装束节奏，同时也是置上海人于常年为四季分明的忙碌之中。上海人一年的服装装备因为四季分明而杂多，需要有购买能力，需要有储藏的能力，还需要有审美能力——从中生发出了上海人分寸把握的需要和能力。
四季分明的自然气候对上海人分寸感的影响，可以延伸到上海城市化的漫长而有效的进程，确切地说，上海开埠之后，世界文明和江南文化在上海有机发酵，产生了上海特有的生活守则和公序良俗，分寸成为了城市生活的要素。一方面，个人物理空间逼仄，一方面社会天地寥廓；既是天天面对优胜劣汰，又须时时温文尔雅；生活成本高，不能失了体面和尊严。如何协调各种无法摆脱的对立面组合关系，都可以上升为学问。
分寸是对修养的把握，是对城市生活的把握，也是对个人角色的把握。或尊或卑，或雅或俗，或喜或嗔，知所言知所不言，知所行知所不行，总是被一条隐约的界限约束着。这条界线就是分寸。一个体面而有良好口碑的人，必定是一个分寸拿捏得当的人。即便是推及家庭、社会、城市，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