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去过武汉,遇见那里的甲乙丙丁,是在“老王日记”里。

老王是一位医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成员。自称“老王”,其实四十刚出头。与众不同,他好像兼任媒体特派记者,而且像是一位跑“社区民意”条线的专业记者;不然,“老王日记”里怎会除了舱内舍生救死的医护壮举,还有那么多舱外鲜为人知的民间琐事。

在“老王日记”里遇见武汉的甲乙丙丁-LMLPHP

在此摘引“老王日记”几个片段与读者分享。

他刚踏上雷神山地界,就“与建设方舱的多名工人攀谈”,称他们也是“逆行者”:“他们转身这一刹那,耳畔还响着《常回家看看》的旋律,肩头还散落着爆竹的红屑和硝烟,甲缝中的油渍漆痕还没有洗刷彻底,灶头上咸肉辣椒的香味,还残留在唇齿之间,孩子们的压岁钱还捂在贴身兜里,老爹递过来的香烟还没掐灭,为娘置办的新袄还没剪掉标签……”

这是一个绘声绘色的“乡愁”情景,可见交流之细致入微,满是农民工兄弟对亲情的渴望,与为了武汉不得不放弃的遗憾。其中渗透老王丝丝眷恋与怜惜。

春节的武汉阴寒湿冷,农民工兄弟“赶工期,睡地铺,10个人8张床,每天睡4-5个小时,全程方便面”。“我问他们,夜班饿了,睡地铺冷了,你们怎么克服?他们就像提前统一口径似的:“忍忍就好了”。他们到这里之前,“压根儿没有问过工钱多少,吃住如何?”这里,老王动情地说:“中华民族劳动大众这隐忍与坚韧,不再是写在教科书上的墨印铅字,这次我是切身感受到”。隐忍与坚韧,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骨骼”,老王“感受到”了。

他特别提到一个“37岁的骆师傅,拿到7500元工钱,买了145箱牛奶,捐给了医护人员”,老王“泪奔”,称“这位骆师傅做到了一个大国子民的终极楷模”。

写到建设者撤离的时候,他有点伤感与落寞:“没有夹道欢送,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媒体追捧,没有论功行赏,没有立碑著书,默默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最终换来的是隔离观察14天”。在这个“14天”之后,老王加了个小括弧,特地注明“(无收入)”。老王内心稍有不平,然而更多是对不计名利、甘于孤寂的功臣几多敬慕与赞叹。

除了雷神山工地的建设者,“老王日记”里还有其他许多动人的故事:开业不到一年的淘宝店主,为工间休息只能席地而坐的农民工,赶做400只小板凳;附近加油站每天烧200多壶开水送到工地,烧坏6只电水壶;一位锁匠带来自己家种的草莓;还有专程过来裸捐的快递哥、送外卖的小兄弟、保洁阿姨李姐……

如此甲乙丙丁的群像,是个“大特写”。读者可能会忘记老王是个援鄂医生,他的“主业”是每天连续15个小时在舱里参与救死扶伤。日记里有他出舱后精疲力竭的“呼吸”:“出舱,有投胎转世的感觉,庆幸自己活过。下班!看到落日衔山,余晖渐染,最大限度地扩胸,深深吸纳了一口新鲜空气,好甜好甜”。老王完全有理由“两耳不闻舱外事”,赶回驻地休息。可是,他走进工地及其左邻右舍,去“攀谈”、采访并用日记的方式“写生”,这样的关注与投入究竟是为什么?我想,应该是出自一种“不为良相、便为良臣”的家国情怀。

范仲淹先生认为,有大学问、大志向的人,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良相治国,良医治病,都是“治”者,同为拯救,均是利泽万民。由此,“相”与“医”,系同宗。所以古人总把“相”与“医”并论:“医良则相,庸者匠”。意思是说,优秀的医生应该有“相”的博大胸怀与使命担当。他们应该是通晓百家,心怀天下,济世扶弱,救人造福。“老王日记”里,我看到“医良则相”在当今战“疫”中的最新诠释。

感谢“老王日记”,让我遇见武汉的甲乙丙丁,不仅见识这座英雄城市的善良品性,也窥探到了援鄂医疗队员的心理“密码”。他们在除夕之夜闻风驰援,那“请战书”上鲜红的指纹,不是出于一时某种冲动,也不是为行政命令所驱使,而是被抑制不住心灵深处的家国情怀澎湃推动。

“老王日记”里对生灵的眷恋、怜惜、不平、敬慕等丰沛情愫,是“医良则相”特有的情感“血色素”与“氧饱和度”。一旦民众遭遇危情,他们的心便“和此共振”,奋不顾身,勇敢出征。这里,我对援鄂医者的情志有了新的发现,便对他们有了更深一层的敬重。

当我们把赞美、鲜花献给凯旋的勇士,“老王日记”却是异常冷静,“没这些建设者、值守者、服务者、志愿者、管理者,即使华佗在世,扁鹊重生,赤手空拳也只能坐以待毙”。这倒不是过谦之辞。现代医学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识全局者,才能精准辨识医者在全局的重任与医学对社会的依附,进而谦虚谨慎,不断奋发,去迎接与形形式式病毒的持久抗争。“老王日记”里,有医者进军的鼓声。

今天,要做一名“良医”并非易事。除了达观天下、奋不顾身,还要经受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磨炼,接受自我完善过程中的痛苦煎熬。所以,白岩松说,医生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那种人。我更愿意说,医生是可以当“相”的栋梁之材。只可惜,现在,品学兼优的学子都去学金融了,应该都去学医才好啊。

06-28 1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