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是汉语中有着丰富内涵的一个词，相处甚久、知根知底，彼此友善、关系融洽，志趣相投、惺惺相惜……这是从朋友之间交往的时间长度、感情深度以及思想高度的理解。还有一种“老朋友”，是相对年龄而言，实际也就是“忘年交”。当自己还是青年、中年时，他们年事已高，但年龄根本不是障碍，一来二去，与这些老人竟然成为掏心掏肺、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著名画家李丁陇，与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樑被并誉为当时中国美术界的“四大才子”，也是一位长我近六十岁的朋友。李丁陇祖籍河南新蔡，一生坎坷，因为出生于农历五月初五午，被族人认为是个“异类”，一出生便被送到庙里，以便为乡里免灾。后来，他当过徒工，当过艺专的老师、校长，还当过冯玉祥的文书，他也是当代第一位到敦煌写生的画家。
1937年秋，李丁陇去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为了防风和野兽，他选择了一个地势稍高点的山洞，铺上干草作为栖息地。冬季的莫高窟寒冷异常，他常常半夜里被冻醒，翌日，又披裹着一床破被子开始如痴如醉地临摹壁画。敦煌莫高窟给了他无尽的艺术营养，仅千姿百态的手势就记下了几百种。在莫高窟的八九个月时间里，不理发、不洗澡的他衣衫褴褛、乱发披肩、形容枯槁，成为一个地道的“野人”。1939年8月，李丁陇历尽艰辛回到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极乐世界图》巨幅长卷和近百幅精美的单幅临摹画，在当时引起轰动。
著名文史学家、作家、“补白大王”郑逸梅在其九十五岁高龄时曾这样评价李丁陇，“我虚度九十五了，在这数十寒暑中，所交的朋友莫奇于李丁陇、莫畸于李丁陇、莫野于李丁陇、莫苦于李丁陇，以伟大而言，也莫伟大于李丁陇。”李丁陇晚年经常叫我去陪他聊聊天，拉我陪他参加一些活动，我也乐得去听他讲些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回想自己在二十来岁时，能够有幸聆听一位七八十岁的“老朋友”聊一些传奇经历，其实听到的不仅是沧桑而有趣的故事，更是让自己开阔了眼界，了解到比同龄人更多的精彩世界。
田遨是我认识的另一位“老朋友”。田遨本名谢天璈，1918年出身于书香门第，新中国成立之前做过机关职员、银行雇员、报纸编辑记者，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后随军南下，在《解放日报》担任国际版主编，离休后专心写作，著作颇丰。199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田遨老先生，他见我喜欢写作，不时叮嘱我“多写”“要坚持”，还赠予他的《杨度外传》等著作，并以兄相称，对后学鼓励有加。
1998年，拙著《无为而治——老子谋略纵横》出版，时已八十高龄的田遨老先生专门撰写书评鼓励晚辈；2012年，94岁的田老得知此书以《老子谋略：无为而治》为书名再版，又将书评修改并刊发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他在书评结尾写道，“西方国家的学者近年也掀起一股探讨老庄哲学热，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矿藏的丰富与价值，还在批判它的某些消极面，片面地强调批判，不仅有时厚诬古人，也太对不住自己的祖宗了。”田遨自己就对老子《道德经》很有研究，所以他在书评中，在对我“纵横谈”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对社会上某些“厚洋薄中”现象提出了批评。
水墨画大师李奇茂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台湾籍老人，身穿定制的中装，留着漂亮的“八字胡”。时年八十有五的他，腰杆挺直，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认识他的那一年，正好是我从部队转业正处于“待业”状态，当时无所事事，开车带着他和北京的一位画家，从上海到杭州，从杭州又到绍兴，前前后后一个多星期。
在车上我和他聊起不久前去大陈岛的情况，他饶有兴趣地告诉我，“大陈岛的青口贝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的确，那次品尝了岛上的许多海鲜，青口贝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当他得知我刚刚获得复旦的博士学位，还处于“待业”的尴尬境地时，挥毫给我题下出自安徽怀远迎河寺的一副对联，“竖起脊梁立定脚，拓宽眼界放平心”，以此鼓励我从容淡定地走好接下来的路。
一次闲聊中，他听说我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高兴地为我题写了书名，并鼓励我早日拿出新作。可惜一晃十年过去了，写写停停，停停写写，那部小说至今还未完稿。而李老先生已于去年仙逝，想起来心里很是惭愧和内疚。
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当年的那些老朋友，有的已经离开人世，但我的眼前总会时不时出现他们步履蹒跚的背影，耳边总会时不时响起他们絮絮叨叨的叮嘱。回想起来，我很庆幸那些年交了许多老朋友，他们亦师亦友，亦兄亦父。他们神闲气定的沉稳，举重若轻的从容，阅尽千帆的淡定，大巧若拙的睿智，无不给我教诲与启迪。
白驹过隙，光阴荏苒。曾经年轻的我已不再年轻，对人生的理解也有了不同既往的感悟。不管多么留恋年轻的岁月，青春终将逝去；不管多么珍惜中年的时光，容颜终将老去。后人可以记住的，唯有那份古道热肠的真诚，那份璞玉浑金的友善，那份温良宽厚的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