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姨姓谈，因她在我家做了二十多年，所以我们都叫她老阿姨。
我四岁时母亲带着我和一岁的妹妹从南京部队转业，在上海安了家。请了保姆后，母亲就告知她厨房在哪里，两个孩子多大，然后交出票证和菜米钱，全部管理工作就结束了。
无为而治，是因部队出身的母亲初到上海，还不懂怎么对保姆“有为而治”，但在老阿姨心里，却视之为对自己的信任，是把她当作自家人，她要倾全力照管好这个家。
那时候物资紧张，买样样东西要排队。老阿姨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场，这个队里放个板凳，那个队里放块砖头，自己再去站个队，人多队长，往往那板凳和砖头排过头被踢出来，此时老阿姨就变得凶悍，连骂带喊手脚并用，跟拖她出来的人争斗，每次拎着满满的菜篮回到家，都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老阿姨是苏北人，擅长红烧菜，狮子头、红烧肉、红烧蹄髈……都好吃极了，至今我的口味还留着她的痕迹。吃饭时，她总是拣蔬菜吃。
我小时候胆小软弱，最大恐惧来自弄堂里的男孩，他们会爬上我家院子墙头示威似的走来走去骂脏话，会在我身后吹口哨大声怪叫把球往我身上踢……老阿姨是我的救星，一听到我的惊叫，就会及时冲出来，捞起一根晾衣竿往墙头上挥舞，一边叫骂：“野小鬼，下去！……”来人在竹竿下落荒而逃。进出弄堂她总紧握我的手，对蠢蠢欲动的“野小鬼”们怒目而视，“野小鬼”们就远远觑着不敢动，这时候，我就会挺起胸狠狠地白他们眼睛。
我跟老阿姨很亲，她坐在后弄堂小板凳上，我喜欢骑在她一条腿上玩她耳朵上的金耳环，她用腿蹾蹾我，笑问：“妹妹大起来赚钱给啥人用啊？”“给阿姨用。”她开心地笑道：“我没介好福气哦。”我十五岁那年学校停课，天天闲逛，孩子们来来往往玩，只要有男孩上门，老阿姨就拿着针线坐在一旁做活，不时用牧羊犬防大灰狼的警惕眼光瞥一眼。她跟邻居说，孩子妈妈茹同志把家交给我，我是要负责的呀！
老阿姨离开是弟弟出生那年，母亲生弟弟已近四十，又是独生子，便请了一个身体很好的奶妈，那奶妈仗着市场紧俏要买一搭一，就是她带弟弟，烧饭阿姨的指标要给她用，她要给同乡。
老阿姨丈夫早亡，只一个已婚女儿，按乡下规矩是不好跟女儿住的，怎么办呢？母亲就当起中介，把她介绍到一位著名越剧演员家做保姆。
大概半个月后的一天，老阿姨来了，神情沮丧，说那家没有小孩，住的是整套公寓，见不到一个邻居，白天夫妻俩上班，交给她一块抹布，让她擦拭红木家具，她实在做不惯……于是，母亲又找关系介绍她到电影厂一位编剧家里做，那家有三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大，而且住得不远。我很高兴，常和妹妹去看老阿姨，和三个女孩也成了朋友。老阿姨在那儿做得很好，母亲也放了心。
1966年，老阿姨又回到我家，一直做到八十年代才因病告老还乡。我在外地工作，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她来时我还没上小学，走时我儿子已经四岁，也是她一口口牛奶喂大的。每到年节母亲给老阿姨寄钱，我都要附上一份，当年我坐在她腿上承诺过的。八十年代后期我从安徽调到金山石化，老阿姨知道后托人带信来问，妹妹怎么调到山上去了？她爬得动么？母亲告诉我时，我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现在经常听到保姆和东家的故事，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保姆一心想赚东家的钱，东家对外人挑剔防范之心不死，每当此时，我总是想起老阿姨，想起她和我们家共同度过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