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上海街头艺人获得关注，其中有一批“高学历的海龟”尤其引人瞩目……做街头艺人需要高学历吗？未必。街艺繁荣，根植于街头的艺人可以以街头表演为谋生方式，能够从热爱艺术的观众手里赢得真金白银的赞许，而且可以在内部形成组织纪律和秩序，还能以这种秩序与社会其他行业和睦相处，进而在海纳百川的国际文化大都市里感受到平等而温暖的目光……
上海持证街头艺人第一批8位，在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组织下，于2014年10月25日亮相嘉里中心南北楼之间的安义路——正是眼下火爆的“安义夜巷”所在地。近期，又因为街头艺术十分适合后疫情时期文娱生活的需求——在安全距离和开放空间，随看随走随手投币，成为“夜生活节”乃至市民户外文化生活的主流，因而再度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从静安公园、淮海中路华狮广场、思南公馆等中心城区主干道，到杨浦区、长宁区的各大商场，6年来，已有30个街头艺人的固定演出场所。每天开演，演出节目以小时计，不仅演满白天，还会有夜场。8位持证艺人的队伍，也扩展到250余人囊括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考出了“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的艺人。在剧场上座率控制在30%之际，包括歌唱、演奏、舞蹈、杂技、小丑表演等各种类型演出，以及剪纸、捏面人、制香囊等各类非遗项目的街头互动演示，已经不仅仅是一道城市风景，更是城市文明的标识。
起初，社会对“街头艺人”的认识停留在“瞎子阿炳沿街卖艺”的形象上——固然是二胡演奏家，但是也是以“唱个小曲”“拉个小调”乞讨为生……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塑造什么样的街头风景，在1949年之前，确有一批艺人流离失所，《凤阳花鼓》流传全国不是因为它后来成为了流行歌曲，而是最初依赖各地艺人乞讨街头时传遍大江南北的——2006年5月20日，它进入了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打莲湘”——乞丐逢年过节到有钱人家门口，持一根短棍又唱又跳且说些吉利话讨口彩顺带讨红包，也是一种民俗舞蹈——后来，成为著名滑稽戏老艺术家笑嘻嘻的拿手绝活，如今，也成为各省市级的非遗项目。能列入“非遗项目”的指标之一，就是当下式微，需要保护。
把镜头聚焦在当下街头艺人中“高学历者众”的本质，其实就是与江湖艺人“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是缺乏时代发展眼光的“刻舟求剑”。仔细想一想，这种视角，与遇到残障人士之际立刻表达出过度关照的姿态一样“居高临下”。事实上，在上海近250余位持证艺人的身份构成中，既有纯粹以街头表演为职业的艺人，也有把街头表演当做兴趣爱好的兼职艺人；既有在海外做过街头艺人进而想回家乡继续体验美好感觉的上海小囡，也有在纽约、伦敦等地表演，进而来上海继续演奏的韩国小提琴手……来自五湖四海，或全职或兼职，或为谋生或为兴趣而走上街头的艺人，整体体现的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大气谦和与开明睿智。
这其中，最值得鼓励的不是以街头表演为兴趣的表演者，更不是高学历的艺人——而是，真正可以在上海街头，凭借个人艺术魅力，养活一家人且过上小康生活的全职街头艺人。杜烁辰就是其中一位。一年365天，他有300多天在街头演唱，今年1月23日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他还购置了新的表演服装，带上乐器来到静安公园门口，准备趁着春节假日多演几场。就在此时，他收到了因疫情停止表演的短信，立刻收拾起刚摆出来的乐器回家。不久后，由于意外用错了药，他的肝功能指标急剧变差，到了需要换肝的地步。一时间，听闻此事的街头艺人立刻自发捐款，其中有一位兄弟甚至直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100多万元给到阿杜。
事实上，每一个街艺表演点附近，都有几位城管巡逻。他们若是看到持证艺人是张“熟面孔”就不会轻易来查证；但是，对于哪一个点上的持证艺人证件何时到期，城管也心中有数得很——如果证件是6月30日到期，那么7月1日他多半会来查证……街头艺人在街头表演既激情又有序的根本，是源于这个城市的管理正如绣花针般细腻。早先，也有其他省市揣测过，上海街头艺人的出现，是对城管的考验……事实证明，街头艺人与观众、城管之间的距离，把握得刚刚好——这也是三者彼此进退有度的动态平衡，甚至可以说三者的“职业化程度”都相当高，明白分寸——这与学历高低无关，倒是与文明程度、职业精神、做人道理环环相扣。
学历与经历无关，经历与经验无关，经验与能力无关。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才是上海街头艺人可以在上海街头寻到舞台，让自己和观众的生活更美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