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调”，就是流行病学调查。如果说医护人员是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那么疾控人便是抗疫最前沿的“侦察兵”。历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应急处置的“阵地”上都会看到疾控人战斗的身影，他们扛起的武器就是现场流行病学，“让数据说话”——每一次流行病学专项调查，都是在挖掘患者感染的线索，追踪疾病传播的路径；每一次数据会商分析，都是在不断揭示枯燥数字背后潜在的信息，以此描绘出疾病“一传十、十传百”的模式特点，从而提供科学精准的研判结论和应对良策，让疫情防控工作不再“雾里看花”。
本文作者任宏（前）和同事在武汉做“流调”
1月25日大年初一，我和另外2位同事作为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搭乘当晚火车连夜赶赴江城。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前线指挥部防控组成立疫情分析组，我们和国家疾控、兄弟省份疾控的专家一起，努力为疫情防控的科学决策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要做好这份工作，我们要让自己变成有“脚力”的侦查员、有“眼力”的观察员、有“笔力”的分析员、有“脑力”的研究员。为获得一手数据，我们走遍武汉市重要街区、大部分基层卫生机构，对湖北省医院每日发热门诊数据进行实地调研和信息收集，分析证实了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我们撰写了专题报告、社区和医院多地区调查报告、重点场所防控指南等各种报告，供国家决策参考。收集信息，争分夺秒；研判建议，慎之又慎。我们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热血生命，关乎百姓切身，牵动多少心弦。
2月13日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普通的一天，而我却终生难忘。那个清冷的早晨，湖北省报告了13332例临床诊断病例。多数人只是惊愕于海量新增的病例数，有些人会为图表上这罕见的高峰而恐慌，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却为此深感欣慰——我们知道，这13332个病例被纳入“确诊病例”，就意味着13332条生命已经得到了救治。
而这之前，限于病例诊断标准以及核酸检测的瓶颈，武汉疫情防控压力剧增。就在第五版新冠诊疗方案出台前几天，网络上出现了一种声音“建议把CT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标准”。这种呼声由弱变强，引起了相当的关注。根据之前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分析情况，我们对此也非常赞同并加入了支持队伍，竭力寻找支持的数据和案例，以有限的能力去积极争取。
2月初，第五版新冠诊疗方案终于出台。我清晰地记得在文件中看到“湖北省临床诊断病例”字样时抑制不住的欣喜若狂。这是湖北重症区在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更是党和政府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民健康的守护；这也几乎是我们在武汉的全部意义。在武汉的67天里，这样的人和事还有很多。他们汇聚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推动了武汉的涅槃重生。
任宏在做数据分析
有人把驰援武汉的人称为“逆行者”。其实，疾控人的世界里从来没有“逆行”二字——我们只是顺应疾控人始终如一的初心使命，顺应疾控人扛在肩上的责任担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员危机时刻应有的挺身而出与义无反顾。正如我国流行病学奠基人苏德隆曾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80级学生留下的毕业赠言：“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是苏教授的追求，是公共卫生的追求，也是每一个疾控人的追求：尽己所能守护更多人的平安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