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不禁想起30多年前，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故事其实都是从那个春天开始的。
母校校庆前，有老师联系我，拍发了一个纪念册，印着我是1981年沈阳高考文科状元。我说错了，我不是状元，一定要排的话，算是探花吧。不由便重温了高考经历。对60后来说，恢复考试先遭遇的是“中考”——我从沈阳九中初中毕业，考进了省重点高中二中。二中当年以理科教学著名，未设文科班。又逢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凡进了二中，都怀抱一个科学家的梦想，我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元年——1978年春，我读初三。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宣告，“我们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 一句话，卸下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让知识分子抬不起头的精神枷锁。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重病，贡献了诗情洋溢的书面发言《科学的春天》，“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中华民族将要书写的“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沈阳开了个“中学生与科学家座谈会”。刚在数学比赛获了个小奖，我被选中参加。一来很光荣，二来也有些惊异：参加座谈会的科学家，好几位是和我一个院子的熟面孔。比如师昌绪，不就是那位每天早上和我们一起在树林打拳、还老开我玩笑的师伯伯吗——他竟是赫赫有名的金属材料科学家。我父母和师伯伯同为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同事，老爸一直被当成“走资派”批斗，这会儿颇得风气之先，很快抱回来一套“中学数理化丛书”，还告诉我一句流行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一进高中就担任数学科代表的我，很快认定真正兴趣是在文学。我和好友王曼曼天天跑教导处软磨硬泡，还动员高度近视的、理科成绩不够好的同学，一起呼吁开设文科班；历史、地理老师也暗中出谋划策。开明的校领导终于同意在高二开设二中有史以来第一个文科班，我们只凑够了25人，每每操场排队，队列都不到其他班的一半。高考那天，觉得和平时做题相比，数学、语文都无比简单啊，写完《毁树容易种树难》的作文，我还小睡了片刻，让监考老师颇关注——班主任严命不准早交卷嘛！当有人从辽宁大学阅卷组传来消息，说出了一个105分的语文卷（满分110分），作文还满分。我嘴里艳羡，心里却想，这分数倒也没啥，作文满分怕不容易。我的同桌，率先知道分数，连夜跑到我家报告。居然，我就是那个105分的考生。数学却走了麦城，因为一道应用题的粗心，只得了86分（满分100分）。总分倒不算低，我妈妈喜得把这报喜男生抱起来转圈儿……很快，报纸报出全市前5名，仅有1年历史的我校文科班，居然占了其中3位。于是记者找上门来，我那篇作文很快被刊发，并在众多高考辅导书出现，当然一分钱稿费也没有哈。当时辽宁是出分后再填志愿。我工整填下：第一志愿复旦新闻系，第二志愿北大中文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故事，其实都是从那个春天开始的，没有例外。整个中华民族“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