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作为一件必需品，已经陪伴人们度过3个多月的特殊时期。如今在上海，口罩供应已基本充裕，但很多人回忆起最初那段时间里，围着一只只口罩想尽办法的故事，仿佛就在昨天。
五只口罩的48小时
口罩内侧垫块纱布，是71岁的费立煌琢磨出来的办法。在自家社区门口当志愿者时，他总戴着比别人“厚一层”的口罩。
距离户外似能摘口罩的日子已经不远时，费立煌也攒下十几只口罩，但他仍舍不得放开手脚用，就像年轻时穿“假领头”一样，硬是把一次性口罩用成了“可更换型”。
费老的节省和疫情初期的经历有关。春节前，他曾骑自行车空跑过五家药店，曾在寒风中排队1个半小时买到10只口罩，也曾收到女婿送来的20只高价日本进口货。所有口罩中，他最珍惜的还是2月7日第一次接到居委会电话通知，在社区旁边华氏药房康健店买到的5只，只需9块9，也没怎么排队。
从春节前疫情警报拉响开始，截至目前，上海市政府已通过各种方式，累计向市民紧急供应了约1.46亿只口罩。许多市民和费立煌一样，为了小小口罩历经抢购、排队、登记，有过恐慌和焦虑，直到2月初按社区通知买到5只预约口罩时，紧张的心情才开始安定起来。
5只口罩虽然用不了多久，但信号传递开来：这座24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经有了覆盖全体市民的稳定的口罩供给方式。
费老的那5只口罩早已丢弃，但在药房里，记者仍找到了关于它们的记录，并循着线索发现更多轨迹：2月5日这五只口罩在松江区一家名叫大胜的民营口罩厂下线；当天，它们由市商务委征用，送到百联集团旗下的松江总仓；根据事先路线设计，进入百色路上一家华氏药房大店集中；2月6日晚，华氏康健店店长打车到百色路店提货，连夜拆分包装。
而在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后台大数据系统时刻监控着每批口罩的动向。大约48小时，五只口罩来到费立煌手中，药房当天再将出货情况上传到市级系统平台。
通过这些口罩，回溯各个环节的细节，可以看到上海这座城市，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中，究竟如何运转。
华氏药房保留的第一轮居民口罩预约购买登记单据。 殷梦昊摄影
难解之渴
华氏药房康健店店长李寿君翻开2月初的记录：费立煌2月7日购得的第一批五只预约登记口罩，产自大胜口罩公司。在此之前的2月3日至2月6日，该药房向居民出售的口罩均来自美迪康公司。
短短五行记录，反映着疫情最紧张阶段，上海口罩供应的分秒变化。
1月23日，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收到消息：松江区美迪康公司，有一大批口罩库存。
上海大胜卫生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加班赶制口罩，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提供保障。新华社
美迪康是沪上最大的口罩生产企业，上海市经信委防疫物资保障组搜寻本地口罩企业时，网上第一个出现的便是它。这家港资企业总部在加拿大，除了上海松江车墩镇的工厂，在浙江还有两家工厂，均做口罩出口。
连夜，根据市人大立法，上海市政府发出疫情紧急状态下的第一份征用单。“1月24日凌晨两时，领导打电话叫醒我。早上9时半，我和同事肖刚拿着调令赶到美迪康。”上海市商务委市场秩序管理处处长刘炜说，他所在的商务委，牵头组织疫情中的全市口罩销售。
因为太过焦急，期间还闹了乌龙：最早报到市政府的美迪康库存数是1亿只，现场核实，发现只有2400万只。原来“1亿”的单位是“元”，层层通报时误把年销售额当成了库存数。“真有1亿只，就不慌了。不过2400万只，当时觉得也能顶一阵子。”政府工作人员说。
在企业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下，2400万只口罩全部征用。1月24日早上6时半，总经理王丽花和生产质量部负责人张青春就赶过来，忙到晚上9时，一天发出500万只口罩。
“5000只一箱，整整1000箱，政府调来几十辆车来厂门口，集卡不够，还用上冷链小车，排了一长排。”张青春回忆当时场景，他看上司一天没吃东西，晚上就叫朋友帮忙捎来肯德基。
华氏康健店账本中，2月3日至6日的第一批居民预约登记口罩，便是来自美迪康年前的2400万只库存。
“我们感觉就像在沙漠里，找到了水。”刘炜说。当时，上海市场上口罩供应已经开始紧张，各大电商平台一出货就秒杀，线下渠道也基本断货。节前盘点本地政府储备中，只有40万只。上海东浩兰生、东方国际等大型贸易企业已开始利用全球资源，采购口罩和其他防护物资，但进口口罩普遍价格较高，货源也远远不够。
1月24日至26日，上海市商务委边征收库存，边紧急投放。三天里通过全市9大药房3000多个网点，投放了300万只口罩。
疫情下的特大城市，一大罐水还是解不了渴。那两天药房一开门，一刻钟、十分钟，新到货的口罩就一售而空。“数以百万计的口罩，一投下去就没了。”刘炜说，连上级领导也吃惊地问他，投了那么多，为什么市场上还是买不到。
此后三天里，每天投放量增加到300万只，但1月29日，全市药房排队抢购口罩的情况还是成为网络热点，12345市民热线接到大量与此相关的来电。2400万只库存已经告急，买不到口罩的焦虑继续蔓延，长时间排队聚集又增加感染风险，上海果断选择了暂停，决定改变口罩销售方式。
疫情发生前，上海全市日均口罩销量在8000只左右，谁也算不出24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在疫情中到底需要多少只口罩。“我们也没见过这样的应急状态，只有试了才知道。”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事后表示。
奉贤区的上海远钦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内一片繁忙，员工在清点制作好的口罩。新华社
转起来的链条
年初二，库存清空的美迪康招回留在上海的仅有三名工人，口罩车间再次隆隆作响。产能从每天20万只开始，逐步攀升，直到最多日产180万只，远超往常的120万只，成为疫情期间全上海最大的口罩生产基地。
但有人比美迪康反应更快。早在1月22日，疫情警报拉响不久，同在松江的大胜口罩公司董事长吴胜荣就带着自己的夫人、女儿，以及担任总经理的女婿，全家人齐上阵，重新开动设备。这是疫情下，上海最早自发投入口罩应急生产的企业之一。
上海大胜卫生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员工将制作好的口罩装箱。新华社
“短期靠库存，长期看产能”，疫情初期，上海市政府部门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家都知道，面对2400多万人口对口罩的急迫需求，再多库存都不够用，求人不若求己，只有把“上海制造”这台大机器开起来，才能解决后续问题。
最初十天里，吴胜荣一直守在生产线上，厂里留守的司机、厨师经过短暂培训后也来帮忙。1月29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来到大胜公司察看口罩生产情况时，吴胜荣向他介绍，公司口罩原来出口72个国家，现在全部转为保障上海供应，并且一分钱不涨价。
费立煌登记预约买到的第一批口罩，便是吴胜荣带着全家人所造。美迪康节前口罩库存尽数投放后，新下线的大胜口罩马上补位。尽管当时日产仅10万只，但在春节缺人缺物最困难时，有机器动起来，有新口罩造出来，就能给万分焦虑中的市民带来信心。“你们确保口罩生产，也是在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斗争。”大胜生产车间里，李强对吴胜荣和员工们说。
“应急响应最开始时，上海日产口罩约40万只，基本都是郊区的民营企业家，喊上留守工人一块干出来的。”市经信委防疫物资保障组组长李甲告诉记者，20天后，全上海产能增加到400万只，“那天是2月14日，情人节，我记得很清楚”。
李甲所在的市经信委，负责组织全市口罩生产。他们总共排摸到18家上海本地口罩生产企业，征收了100条原有生产线和100条新建、改建的产线产能，每家企业都派专人驻厂。
这些企业中，专业口罩公司基本都位于郊区，从事外贸出口；也有部分企业从纸尿裤、袜子生产临时转战口罩。比如做纸尿裤的上海盈兹，联系了设备供应商改造工艺，做出一分钟产500片口罩的高速机，而通常口罩机生产速率只有60片/分钟。“上海不是没有‘半路出家’的故事，只不过郊区的本地民营企业家比较低调。”李甲说。
疫情期间的上海，口罩生产很少听到轰轰烈烈的故事，似乎没有什么奇迹，但在政府和企业紧密配合下，各个生产环节严丝合缝，像齿轮一样顺滑转动，整个链条越转越快。
熔喷布涨价、断供，是疫情后期全国性难题。上海口罩企业也承受着价格压力，但全市熔喷布供应始终保持基本稳定。初期，熔喷布供应商普遍在外地，一些上海企业就跟对方约定“交换”，除了正常价格进货外，还以部分口罩换熔喷布。2月中旬开始，政府临时补贴推动下，市内多家大型汽车零部件企业通过应急改造，转产熔喷布，很快补上了原材料缺口。
“2月8日，我们做出了上海口罩原材料供应的第一张‘推演图’。”李甲介绍，市经信委团队根据产能增加趋势评估原材料缺口，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增加投入。这是经信委工作人员的“老本行”，平时调整产业结构，调配峰谷用电，都需要做的“推演”，应急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口罩生产线。新华社
另一条战线上的磨合
还是年初二，华氏康健店正要开门迎客，李寿君一看门口排队形势不对，立刻和店员一起把卷帘门放下来，只开了一个24小时的售药小窗，专门用来出售口罩。
口罩厂之外，药房和社区是另一条战线。春节头几天，由于药房是唯一的口罩销售渠道，大批市民先是滞留在各家门店内，恐慌下还出现一些不理智行为。“不少门店都无奈拉下了卷帘门，但门外排起长队，很多人天没亮就赶来了。”华氏大药房助理总经理刘继川说。
零售一线出现紧急情况，直接导致上海叫停原有口罩销售方式。政府部门意识到，此时的口罩问题，已经不止是防疫问题，还涉及必须遏制的社会恐慌。1月底，上海市领导有一天连续开了5次会，反复研究防疫物资保障和市场保供工作。
1月31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采用“社区预约登记，药店凭证购买”的方式向市民供应口罩。
新办法一出炉，就成了社会焦点。一方面得到广泛认可，同时也伴随着不小争议。那时人们把一个集中的意见编成段子：“去居委会和药房排队两次，买到五个口罩前，就先损失了两个。”
“我当时也想不通，但现在回想，这或许不是最好的办法，却是当时情况下最合适的法子。”费立煌的看法，和记者采访中许多市民的心路历程相似。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和群众的一次磨合。大家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在磨合中试错、改进，一同发挥智慧，增进理解。
费立煌所在的长虹坊小区是典型的上海老旧小区，60岁以上老年人占到了总人数的1/3，很多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社区采取线上微信通知、线下张贴告示、门口志愿者口头告知三种渠道，通知次日上午开放预约，并特意提醒错峰登记。
上海开展社区口罩预约登记工作。新华社
最初社区居委采用纯手工、对人头的办法，现场核验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或租赁合同。2月2日上午7时，居委会门口摆起登记摊位，放上音响、小黑板，十几个居委干部严阵以待，一旦察觉队伍变长，就先发号码纸，让居民先去别处晃一圈再来。当天，在上海不少社区，居民“北欧式排队法”登记预约的视频登上微博热搜。
很快，市内一些智慧化程度高的社区开始尝试在线预约。静安临汾路街道是最早转线上的社区之一，通过街道紧急定制的微信小程序，上线5分钟就有1200人完成预约。街道还招募一批青年志愿者，为老人、盲人及其他自行登记有困难的居民提供代预约服务。
几天后，线上预约方式被广泛应用。2月7日，徐汇区“看家护院、邻里互助”疫情防控系统上线，通过名为“汇治理”的微信小程序，居民可进行线上口罩预约登记。徐汇区大数据中心主任宋开成介绍，徐汇区在全市率先把口罩预约信息与人口库、房屋库信息进行智能比对，信息匹配率达90%以上，减少基层居委干部工作量，也降低现场审核的交叉感染风险。费立煌说，他的小区第一轮登记是逐步从线下转为线上，第二轮开始全部转到线上。
华氏康健店桌子一角上，还堆放着几大捆对口社区的预约凭证。“一直留着，不敢丢。”店长李寿君介绍，从第二轮开始，居民到药房后只需出示二维码或身份证，工作人员就能准确核对购买资格，不用再手忙脚乱“对人头”了。
有的小区并未照搬线上方式。松江区新桥镇春申居委会书记袁慧虹有自己的考虑：春申社区规模很大，由5个小区组成，大量是原住居民，多为老年人，文化水平有限，弄不来智能化。
不过，如果线下预约，邻里间又有聚集聊天的习惯，交叉感染几率太大。考虑再三，袁慧虹在防疫群中提议，让志愿者上门登记、送口罩，得到一致认可。而最棘手的问题是登记顺序如何排列，讨论后，大家认为就按照门牌号排列。于是她紧急发动志愿者，将居民区分成了27个小组，每组由2名志愿者上门，2月2日中午就完成第一轮预约登记。
“一些从不过问社区事务的年轻人，这次都抢着加入，自愿负责小区门卫站岗，骑电动车、拿小喇叭走街串巷。”
藏在幕后的大数据
上海市商务委市场秩序处办公室里，一块硕大的LED屏，实时更新着全市销售终端口罩数据变化。进货、库存、预约户数、实际买到数、销售比例……包含16个区、1182家药房、6077个居村委的8组动态数据，一目了然。这里每天制订着上海社区口罩销售计划，既是销售调度、信息流转的指挥中心，也是质量保障和服务中心，是一个“口罩指挥部”。
上海市商务委的全市口罩大数据实时信息系统。 殷梦昊 摄影
上海解决市民口罩问题，很多人印象中是依靠居委会登记的“土办法”。鲜为人知的是，其背后还有一套复杂而精巧的大数据系统作为支撑。
“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定药店购买”投放方案确定后，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就提出，上海新的口罩销售办法，将涉及生产、配送、销售等各个环节，面向商务委、民政机构、医保、生产企业、物流企业、零售药店、街道、居委等多个主体，仅靠传统人工填报方式，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借助大数据，建立口罩预约配售管理系统，才能将各个环节串联起来。”
不谋而合的是，一直在关注疫情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罗力，1月28日就联系了市商务委，提议开发一套信息管理系统，统筹全市各药店口罩余额信息，从而引导公众有序购买。罗力长期从事健康大数据研究，有一支比较成熟的技术团队，为上海市医保局和商务委开发过类似的信息管理系统。
技术团队负责人是罗力教授的博士生张天天。市商务委决策之后，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承担投放药店规划和药店配额测算等医疗资源配置工作，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和软件学院学生将这些规划做成系统性网站。
14名分散在各地的复旦学生远程通宵作战，从2月2日下午拿到第一轮预约数据开始，仅用了16个小时，这群“90后”就做出了一套供全市药房使用的在线填报系统。此后逐日完善。到了第二轮口罩预约首日，团队为居村委开发的新填报系统模块同步上线。第三轮口罩预约，系统已经比较完善，预约、调配、结算、可视化呈现，井井有条，大数据在展示威力。
大数据系统完全建成前，物流也曾是大麻烦。2月2日中午，58家药房连锁企业的驾驶员已抵达位于松江和闵行的仓库，准备提货，却一直忍饥挨饿，等到天黑。
晚上8时，配额终于公布，所有人一拥而上争着提货。眼看交叉感染风险上升，负责现场调度协调的市商务委调研员应顺宝当即安抚大家的情绪，维持秩序。晚上11时，提货完毕，司机们又抓紧配送到各药店，药店员工还要继续分拆，忙完已是次日凌晨两三点……
百联集团旗下第一医药副总经理林峰介绍，疫情期间，百联的多家物流公司共同承担全市民用口罩批发和运输任务，每天从上海郊区十几个口罩厂运送300万至500万只口罩到仓库，再将所有口罩分发给58家企业，工作量巨大。为确保提货环节不出错，每位提货司机还要固定人选，市商务委还要现场调度协调工作人员负责为司机登记、拍照等。
大数据系统上线并逐渐完善后，市商务委市场秩序处根据每个社区登记数量、各仓库库存量，通过大数据精准确定每天配额，据此制定每天的配货计划。配货计划、提货单、仓库、物流配送、药房门店、政府监管部门之间，建立起实时联动监测和全过程监管。各种信息加快跑路，物流效率大幅提升。
“从2月3号开始，我们采取发号、排队、限制进场货车数量等方式，进一步规范提货秩序，后来基本能在每天傍晚6时前完成。从第三轮预约开始，因为通过大数据对供应量有了更好的把握，提货便改为两天一次。” 应顺宝介绍说。
“两张网”的有机融合
4月，上海进行第六轮口罩预约登记，费立煌又一次收到了购买通知。此时上海市民通过电商平台、药房购买口罩，已开始变得方便，但对上了年纪的市民来说，多备一点总令人更心安。
华氏康健店里，其他常规药品的生意多了起来，口罩不再是唯一的工作重心。一些预约过的居民甚至“懒得”特地跑来买口罩。
市民在药房内排队购买口罩。新华社
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国内口罩供应稳定，大胜公司恢复了口罩出口，在政府部门组织下，继续加快生产，为全球抗疫贡献产能。
4月8日上海发布《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提出强化物资保障，重点是坚持平战结合、采储结合，加强应急物资和生产能力储备。
与记者一同复盘时，许多人也开始仔细思考这段时间来的种种细节，总结解决问题的方式，分析特大城市在应急状态下，究竟还能怎样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我们在外省市也有许多网点，很难比较各地哪种口罩供应方式最好。但在我们观察中，上海确确实实找到了一个‘有用的办法’。”华氏公大药房刘继川认为，互联网是解决难题的重要工具，但仅靠网络，在社区封闭、物流困难的情况下，很难打通疫情下特大城市的“神经末梢”。事实上，一家沪上颇有名气的互联网药店平台，就因担心完成不了配送任务，放弃加入上海口罩应急销售渠道。
刘继川表示，应急状态下，上海政府主导、社区基层发力，专业的市场力量也没有缺位。58家售药企业、上千家药房门店，发挥物流、清点、结算、信息沟通等专业服务能力。“外省市也有案例，市场化企业介入，与官方机构形成合作后，防疫物资供给分配效率就明显提升。”
罗力评价此次上海的口罩保障模式有两大特点：一是政府决策层面，快速确定公平原则，不漏一人，平价供应，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二是具体实施过程中，总体平稳有序，通过居委的统筹安排，减少了人群聚集，同时又让居民获得了紧缺的口罩，温暖人心。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个方案，与政府从上到下强而有力的组织体系、基层干部的高素质和责任感，以及老百姓的自律性紧密相关。”罗力表示，当时讨论过上海是否也采取网上摇号方式，但考虑到很多老人操作不来，最需要口罩的人也容易被摇号耽误获得口罩，在人群防控上会出现盲区。上海的做法既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成果，又借助了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既有高屋建瓴的魄力决策，又有贯彻落实的细致操作。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备一些应急库存，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应急的生产能力。”李甲认为，这次疫情给城市的产业发展提了个醒，口罩厂、防护服公司这样的企业，单位产出、税收贡献可能不突出，但危急时刻，却能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发现，能留在上海的口罩公司，虽然算不上高新技术企业，但他们的管理、质量都十分出色，这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李甲认为，上海可以保留一部分这样的制造业，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上海是全国药品零售网点密度最高的城市。此次口罩保障中，我们始终抓住了这个优势。”刘炜拿出一本2018年市商务委规划编制的《上海市药品零售网点空间布局指引》，对记者介绍，过去一年多里上海调整布局，基本形成一家药房可对应6个居民区的科学格局，覆盖每个街镇。此次政府部门精准实现社区与零售药店网点配对，并根据预约数，测算社区民用口罩需求与药店精准销售配额，使得居民少跑路、少排队，口罩能及时高效地进入千家万户。
“这次疫情给城市治理带来很大启发，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做到像绣花针一样的精细化管理。”刘炜认为，通过大数据，将“社区网络”和“市场网络”两张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应急状态下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成为未来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