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新冠肺炎已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疫情暴发后，中国采取了严格的“封城”和“居家隔离”措施，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最初，欧洲媒体没有太关注中国的经验，个别媒体甚至嘲笑中国采取的行动。但是，这种流行病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受感染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大幅增加。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魏柳南：欧洲国家的医疗系统此前显然没有做好应对大流行病危机的准备。有人还认为全面隔离没有必要，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自然免疫等。实际上，除少数例外，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卫生系统存在薄弱环节的严峻现实。疫情发生初期，在一些欧洲媒体的报道中，中国采取的全面封城、使用无人机等严格防控措施是“专制”，是“侵犯人权”；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后来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今天看来，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显而易见。这场危机结束时，我们有必要再做评估。
魏柳南（LionelVairon）法国国防部研究员
丁一凡：中国在抗击国内疫情的同时，也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其他国家抗疫。但是，中国向国外伸出的抗疫援手一度遭到了某些西方媒体的讽刺，它们将中国的援助描绘成中国想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宣传工具。它们为什么对中国的援助如此怀疑？中国是有着儒家思想传统的国家，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倡导“仁爱”，这是人道主义的象征。16、17世纪，欧洲传教士到达中国后，他们受到了孔子思想的极大启发，把儒家思想介绍到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都谈到了孔子的“仁爱”。那时候，欧洲开始强调人道主义，中国和欧洲可以谈论人道主义价值观。当现代的中国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帮助别国抗疫时，为什么一些西方媒体不再理解中国的人道主义了？
魏柳南：我认为，对某些西方人来说，当今已经不是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目标的“哲学”时代，今天谁在谈论欧洲的人道主义？我们处于一个冲突不断的国际环境中，意识形态定位左右着一些人的思考。我认为，用儒家思想向欧洲解释中国的态度很难取得成效。如今一些西方人眼里的世界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两极世界，而有些人正试图把中国描成黑的。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他们发起对中国的指控，就说明了这一新动向。中国正在不断崛起并变得越来越重要，有的国家政府中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威胁，因为他们自己应对疫情无能，行动缓慢，犹豫不决，只好靠利用民粹主义的宣传表明他们还在保护民众。
丁一凡：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不久时，欧洲人没有及时对其予以大力援助，围绕抗疫，欧盟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歧。
魏柳南：欧盟发现自己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某些国家（例如德国和北欧国家）的预算管理得当，不希望分担某些南欧国家或法国管理不善的负担。但是，正如我们在希腊危机中看到的那样，欧洲人也很难放弃像意大利或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因为这会损害欧盟的基础。如今，欧盟的困扰在于各成员国的政府迥然不同，它们不再拥有相同的政治或社会价值观，它们的经济利益可能会冲突，它们对欧盟未来的抱负不同。因此，越来越难以想象有一种危机能够促进欧洲人的团结，即使未来再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也无法改善这种情况。我们注意到，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回潮非常大。尽管人们对欧盟寄托了很大希望，但欧盟本身已是气喘吁吁了。如果这场疫情危机没有让欧洲人找到新的愿景、新的方法，那么我个人对欧盟的未来不感到乐观。
丁一凡：这一次，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患者中起了重要作用。迄今，西药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因此无法灭除由新冠病毒引起的流行病。中药也不能杀死新冠病毒，但是中药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力，对防控流行病有效。欧洲人将来会改变对中医药的看法吗？
魏柳南：显而易见，越来越多的欧洲公民对替代医学、芳香疗法、反射疗法、植物医学越来越感兴趣。但是，这种趋势对制药业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个行业已经统治卫生部门数十年。例如，欧洲正在考虑制定有关香薰疗法的法律，以便使它能走出药房，走向社会，这将使相关制药业能够完全自主控制并获得可观的收益。我认为中医药在欧洲也面临走向社会的问题。它显然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历史悠久，但它不符合制药集团的经济利益，而制药集团对公共当局的游说力相当强大。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