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咿咿呀呀到一个个音的困难吐字，再到如今一口气说8、9、10个字，孙女用了三年时光。按理说“神兽归巢”马上到幼儿园了应该欣慰，但为“说点啥”平添“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烦恼。
说起来，为小孩的“说”费力不少。先发愁“咋还不开口？”后担忧“怎么说得如此结巴？”等听到一口半文半白的普通话了，特意教三个上海方言“瓦忒了、麽埋了、小辰光”但效果基本为零；故开始着急：“怎么不说上海话？”一同遛娃的熟人宽慰说语言环境如此，着急也没用。
我们牙牙学语时由湖北来的奶奶带大，楼上有“苏州好婆”，隔壁有“绍兴夯郎头”，过街楼还有“宁波阿娘”，工作后学得一口乱真的高邮腔……语言环境也说不上如何纯正；但若不会说“阿拉伊拉侬……”买根葱都会有点难。作为用上海话思考、成长的一代，尽管已是夕阳余温，仍有底气、有自信教授最市井、最流行的上海话。与人聊天常谦卑地自我介绍“本人不才，粗通四国语言”，随后扳着手指说：“吴国的上海话、楚国的湖北话、越国的宁波话、源于魏国的普通话。”人家推推差点掉下来的眼镜应道：“客气，本人粗通五国语言，其余听起来再说。”两人相视而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流通带来大市场。为做四面八方的生意，商店柜台有块小牌子，上写“我们能说普通话”。大市场加速大移动，蹲在弄堂口吆喝家乡土特产的摊贩做大了，搬进来成了邻居；也有本地大龄困难户盯上孤身打拼的外地寡妇，又有不服陈规陋习闯荡大上海的农村姑娘找到一家好人家栖身的。里弄干部起初还统计哪几家有“外来媳妇”，开个会学学上海话和风俗规矩。很快外来媳妇中本硕博学历的越来越多，留洋的外来女婿也稀松平常。开会时你说一句人家能说一小时，干脆，就让他们当居委会主任吧！
再以后，往日的乡野农田处处可闻刮拉松脆的上海闲话。宏观上，“陆家嘴说英语、内环里说国语，外环外听沪语”，渐成顺口溜；微观上，到菜市场从测体温进门到拎着买鱼送的小葱出场，全程不用说一句上海话。想起一句老话，“菜篮头里看形势”，放在这里蛮合适。
脱离市井，大概就是沪语的“任督二脉”，但欲打通却非一日之功。语言传承行之于口，传之于文， 前者要面对面、手把手地耳提面命，远比后者在文牍之中纠结词义与音准统一重要很多。不信，翻翻林林总总的上海话“宝典”“字典”，总有隔里隔生（就是“隔靴搔痒”的意思）的味道，而沪语培训班总有门庭若市的喧闹。
绕半天仍未回答，“小人说不来上海话”怎么办？
要么强势塑造，精心“校路子”。譬如戒尺高悬，每天背“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宝塔十三层……”背得出吃鱼肉，背得好有点心，小人作兴会说点上海话。就怕没几天，面露愠色的亲爹亲妈接走孩子，隔手花大价钱送沪语培训班“提高素质”。
要么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因为无数人多少年在这块江滩上打拼，让上海话成为上海人的标志。只要保持吸引全国、全球人才的能力，上海话仍会更生机勃勃。而每代人都有独特的交流渠道和方式，当长辈的能说就多说点上海话，让小孩能听不能说比不能听也不能说就是个进步；厚积薄发，说不定哪天就能听又能说了。
想明白了，对小孙女说：小宝贝，大人就说上海话，你爱说不说总会说。(陈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