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近5年编撰完成的百卷新书《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前天举行首发式暨座谈会。本套书的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民盟盟员程兆奇，透露了这份尘封70多年的档案“重见天日”的始末。
图说：新书发布仪式现场。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供图
程兆奇教授介绍，《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是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的成果。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一直将搜集、整理、出版战后审判文献，作为奠定战后审判研究基础的最重要工作。经过多年努力搜寻，研究中心找到了战犯处理委员会的关键档案，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共同努力下，这批档案终于列入了可以公开出版的规划。“自2016年以来，我们和二史馆分工合作，扫描原件、剔除混入的无关文件、重新编排、编制索引和附录，经过近5年的努力，正篇100卷（近五万页）、索引附录2卷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即日起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中、美、英、苏等11国代表同盟国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A级战犯）进行审判。与此同时，中、美、英、法、澳、新、菲等7国在亚洲地区对日本其他战犯进行审判，其中中国政府在南京、上海、北平（北京）等地，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审判，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专职处理审判相关事宜。为进行此次审判，中国政府从借鉴国际经验入手，结合本国具体情况，进行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从制订审判法规、组建军事法庭、搜集证据、对战犯的界定和罪行认定等方面，为后来的审判奠定了基础。各法庭在审判过程中，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协商，修订政策，对2000多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与以往出版的战后审判文献都早已由美、日等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不同，这批文献是70余年来第一次公开，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见天日。”程兆奇介绍说，此次出版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是审判专门机构的档案，比之前的分散档案更加全面和完整，而且，“审判日本政军财界领袖的东京审判虽有中国代表参加，但大量在中国双手沾满鲜血、违反战争法规的罪犯是在本土由我们自己审判的，从惩罚直接犯罪者的角度说，这是和我们相关性更高的审判，因此，这一文献的出版十分必要”。
谈到如此重要的档案，为什么迟至现在才公开出版的问题，程兆奇介绍说，这有认识上的顾虑，比如许多日本被告不认罪，一度认为这样公开对我们“不利”。其实不认罪本是常态，东京审判开庭之际有个“罪行认否”环节，留下了录影，从荒木贞夫开始，所有被告都说自己“无罪”。有意思的是，在新中国的审判，被告经过改造，对被判有罪全部心悦诚服，即使回到日本，仍深悔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而且至死都忏悔不已。除了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历史的原因，主要是档案馆对何时公布哪些档案有自己的规定和惯性。
经整理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所藏关于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共563卷，包含了处理战犯条例、办法及审判程序，战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各审判法庭及相关委员会提审战犯的文件和起诉书、请愿书、供词、判决书、见证人名单以及审判记录等审判材料，还包括了地方法院、县乡公所等所存调查表、战犯名册，以及公审日本战犯照片等。“这是迄今所见最为完整、全面的中国战后审判文献。”程兆奇表示。
图说：武汉行营军事法庭对吉原喜助杀人案的询问记录。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供图
抗战胜利已75年，东京审判也已过去70余年，作为东京审判研究者，如何看待这场审判的意义？“东京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审判。”程兆奇说，就狭义的审判本身说，东京审判已为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它为法学、史学、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东京审判的研究价值并不仅限于狭义的审判本身。东京审判审理的是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战争并伴随着战争的暴行，涉及整个东亚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有创造性意义的重大审判，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和人道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通讯员 殷志敏 记者 江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