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中毕业，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地理概念一塌糊涂。老师介绍说你们要去的地方叫“江洲”，我脑子里马上就冒出“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几天后到了目的地，才晓得江洲并非江州。江洲是长江中间的一个沙洲，白居易诗里的江州则是远在三十公里外的城市。江洲属于古名“江州”的那个城市的辖地。
此后我在那个沙洲种了八年棉花。每年最紧张的时候就是汛期。几乎不间断的暴雨让江水陡长。男劳力全都日夜在堤坝上。剪开透明薄膜化肥袋，从头上套下，腰上系上草绳，权为抗风挡雨；晚上就躺在堤坝的斜坡上，雨水在身下奔流照样酣睡。入冬，所有劳力去堤外扎营，加固堤坝。早出晚归，三顿饭都吃在工地，大年三十前两天，才回家过年。白天，汗水湿透了衣裤，寒风一吹就结冰。晚上风雪常常揭开工棚，覆盖了我们的地铺。
有一年，在全农场劳力花了三个冬天挑起的新堤坝防洪，半夜被报警的铜锣声惊醒。被洪水冲开的决口就在不到一丈远的地方，决口两边的人一步步后退，眼睁睁地看着江水凶猛地扑进坝内的农田，泪水止不住汹涌而出。
1972年，我被借调到县城工作，那之后有一年，农场的大堤决口，所有无法离开农场的人只能在江水漫灌时跑上堤坝求生。农场破堤的时候，我正在县防汛指挥部采访，次日搭上他们的机船赶去农场。
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已经在农场成了家。我们两个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同一天下乡，同在农场生产队食堂的同一口锅里吃了好几年饭，每年过年同一天回省城探亲又同一天回农场。他成家的时候，我特地请假，从县城到农场，跟他一块打理婚房，垫土，粉墙，捡漏，把一间破旧简陋的小瓦房弄得颇为温馨。婚后他们生了两个孩子，日子清苦，但是快乐。现在，我在两边洪水夹着的堤坝上越过一个又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好不容易找到他们一家子，看着他们挤在一个深弯腰才能探进头去的草棚，正在被奶着的孩子“哇哇”哭叫，又止不住潸然泪下。
1998年，长江又遇特大洪水。这一次洪水没有放过整个江洲。江洲正面迎着长江洪流的洲头大面积溃堤。听到消息的时候，我正与省城一群文艺工作者在“江州”抗洪前沿慰问，遥望茫茫大江，想象在洪水中挣扎的江洲，心潮起伏。
我后来在一则笔记里记录了当时的心情：
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小沙洲上，我曾经生活了将近十年。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青春——人生最宝贵的年华，是属于它的。我在这里播种希望，流了汗，还有血。生活，用巨大的甚至是可怖的风暴和洪水，同时也用暖人的阳光和鼓动帆的风，粗暴而又温柔、无情而又宽厚地铸造了我的生命。在那之后，我的关于欢乐与痛苦的最深切的经验，我的最热烈与最阴沉的情感，乃至我创作灵感的源泉、我的审美理想以及艺术追求的激情和情致，都是同它联系在一起的。
今年，此时此刻，江洲又逢特大洪水。从朋友处得到的消息有让人忧心的，更有让人振奋的——七千人口的江洲，出现汛情后，三千在外儿女从各地返回家园。江洲人的生存意志、强悍和决绝大放光芒。
一千一百多年前白居易被贬在江州给主官当助手，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罪官、变相发配接受监督的，这对人到中年的大诗人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谪居卧病，心情低落，江州在他眼里一片灰暗：地僻，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早晚杜鹃啼血猿哀鸣，山歌与村笛，则是“呕哑嘲哳难为听”，偶尔听到一位沦落妇人的琵琶，便“如听仙乐耳暂明”,感慨相似的命运，不由泪湿青衫。
那时，江州治下未必有现在的江洲，即便有，也未必有成建制的居民。倘有，并且有今天的抗洪，我想，写过《卖炭翁》《观刈麦》的大诗人，怕又会是另一番心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