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跟于漪结缘是在1996年，当时读高二。我和同班同学陈相苹凑钱订了一份《语文报》，由此读到“于漪信箱”。当时感觉这个栏目的文章随和流畅，说理清楚，能够读到心里去，作者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
(2010年,本书作者董少校和于漪老师合影)
2010年，我成为《中国教育报》上海记者站的一名记者。教师节之际，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评出，于漪榜上有名。我和沈祖芸老师共同采写了关于她的人物通讯《一位师者60年的坚守与追求》，分别在《中国教育报》和《东方教育时报》刊登，还被《光明日报》改编登载。
这年10月15日，我第一次到于漪老师家中采访，并到杨浦高级中学去拍摄她与师生互动的画面。尽管她已获得全国教育领域的最高荣誉，可是没有一点架子，朴素、热情，善于照顾别人的感受，是一位谦谦君子。
2018年夏天，我接到一项来自上海市教委的任务，要采写一篇于漪的人物通讯。7月27日上午，我和《文汇报》记者张鹏一起去于漪老师家采访。
说到语文的性质、即将出版的《于漪全集》、青年教师培养等话题，谈得非常透彻。于漪对两名记者的提问都能给出有针对性的回答，思路清晰。尤为难得的是，于漪总是能给人奋进的力量。她说，“理想就在岗位上，信仰就在行动中”，让我感到原来理想距离现实如此之近。
我从于漪呼吁教文更育人、珍视每一名学生、为教师搭台铺路三方面完成稿件，以《生命之花为教育绽放—访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为题，发表在《中国教育报》。这篇稿件获得中国教育报刊社记者站2018年8月好稿三等奖、2017—2018学年度“上海教育新闻奖”一等奖，还被《上海支部生活》、上海学习强国平台转载。
几个月后，于漪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骄傲。12月10日，我又一次去她家采访。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当天，我写的《于漪：点亮学子生命之光》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基于同次采访撰写的《于漪：理想之光照亮教育人生》在《》整版发表，还被《上海老干部工作》杂志转载。
有记者前辈曾说，采访和写稿中要首先自己受到感动，然后才能感动读者。对我而言，每次写于漪的过程都是精神的洗礼。十年来，我已发表了18篇于漪相关稿件，包括6篇人物通讯、3篇采访整理、7篇消息、1篇评论和1篇综合报道。
在采访与写稿过程中，我一次次感受到于漪对教育事业的赤诚情怀，感受到她的无私、坦荡、激情、责任感。有一种判断在心底变得越来越清晰—像她那样当一名教师，用自身的知识和人格魅力去点亮学生，是无比光荣的。
这样，我离开记者岗位，加入上海音乐学院。我给于漪老师写了一封信，告知工作变动情况。收到信后，于漪老师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她家做客。2019年8月31日，我第五次走进她的家门。
说起教育，于漪老师就有聊不完的话题，不知疲倦，激情满怀。我感受到她对教师这份职业毫无保留的爱，以及在付出中获得的巨大幸福。她仿佛一团火焰，燃烧得那么炽烈，散溢着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临别之际，于漪老师赠我一包月饼，还欣然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写两句话：“工作就是克服困难。带着理想、情怀、责任担当上课。”
我根据这次访问整理口述，以《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不断寻求教育生命突破点》为题，刊登在《中国教育报》教师节特刊。
2019年10月6日，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李广良问我能否写一部于漪传记。我想，这是挑战，有一定难度，但很值得做。
我跟于漪儿媳史玲玲联系，提出希望拍摄于老师部分早期资料，用于写书。她回复说，于老师生病住院，不太方便。那就依托现有资料，先写了再说。我从网上购买于漪著作、研究于漪的图书杂志，逐本翻阅，分专题作笔记。
书稿的框架慢慢浮现出来。这是一部人物传记，记录于漪的人生经历、教育教学方法与成就，颂扬她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她很喜欢闻一多笔下的红烛，她的一生也像红烛那样在燃烧、奉献，所以用红烛作为贯穿全书的意象。
11月6日，我开始写引言，艰难地完成了600字。然后一直往下写。
手边资料不足，我五次去上海图书馆，还到复旦大学档案馆查阅，此外也借助中国知网。
这次写作让我对于漪有了跟做记者时期完全不一样的认识，她坚定的信仰、慈爱的心肠、恒久的毅力、博大的智慧，深深感染着我。她创造了一个奇迹，平凡人在平凡岗位上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可以活得精彩、有境界。
写作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偶尔会觉得疲累，但总归是暂时的。面对笔记本电脑敲击键盘，更多是一种身体在燃烧的感觉，在为梦想而写作。一天将要结束，看到文稿又有了增长，心里不由感到欣慰。
2020年1月中旬，终于完成书稿，正文有15万多字，加上教育活动年表大概20万字。返乡前的最后一天，我把书稿打印出来，寄给于漪老师审阅。
我阅读了几种人物传记和报告文学，包括罗曼·罗曼《贝多芬传》、王康《闻一多传》、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哥德巴赫猜想》、颜维琦《种子的力量—读懂钟扬》等，学习优秀作家们的写作手法，走近一个个崇高的灵魂。我感到，于漪跟贝多芬、闻一多、陈景润、钟扬等一样，都是时代骄子。
于漪老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读过书稿之后的意见：“你哪里找来那么多资料，很不容易，我总的看法是，还是符合事实的。”谢天谢地！于漪老师基本认可了。
寄回来的稿本上留下于漪老师标记的大约150条修改意见，小至漏标句号，大至某部分内容重复出现，都仔细指出。这不仅订正了书稿中的各种谬误，对我也是“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的深刻教育。
2020年2月1日，我第六次上门拜访于漪老师。她已等在门口，拿着一包用于插图的照片，还有一袋给我儿子元宝的零食玩具。我没进门，只交谈了两分钟，约定等情况好转时再详聊。她总是那么热情，考虑得那么周到，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冬天带来暖流。后来，我如约拜访了于漪老师。
8月底，于漪老师再次应邀审阅书稿，提出30多条修改意见，还写信鼓励我。
书稿付梓之际，心中充满了感激。
感谢于漪老师，二十多年来给我激励，指引我走上教师之路。我比她晚出生半个世纪，写作本身是对她精神品格的拥抱和追随，这个过程让我的灵魂经受淬炼。我初次尝试写人物传记，于漪老师肯定我的探索，抱病两次审读文稿，订错补漏，并提供照片和手稿。她提携晚辈的胸怀让我无比感动。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接纳并出版拙稿，推荐列入2020年上海市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感谢主题出版中心钱方针主任、吴雪梅编辑的悉心付出。感谢李广良先生，促成书稿的面世。
感谢我任职的上海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校党委曹荣瑞副书记、学院党支部吴学霆书记都对我的写作给予热情鼓励，让我信心更足。熊伟明老师说于漪老师很值得写，为我加油。
感谢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中国教育报》上海记者站，这个平台让我得以走近于漪。金志明先生是我担任记者十年间的站长，常教导我少些零敲碎打，要花心思写几篇重头稿，这样才不负记者的职业。他的这番话我铭记在心。陈亦冰、沈祖芸、计琳等历任记者都曾采访于漪，我从他们的稿件中得到启发。
感谢顾明远教授撰写序言。作为和于漪同龄的教育家，他热情颂扬于漪精神，文字中也包含着对晚辈的鼓励。
感谢徐庆华教授，题写颜体大楷页眉。感谢吴颐人、陈茗屋、陆康、刘一闻、孙慰祖、徐正濂、陆曙光诸位艺术家，创作红烛主题书法、绘画、篆刻。他们的佳作表现了于漪堂堂正正、甘于奉献的品格，为拙稿增添光彩。
感谢史玲玲老师，不厌其烦地拍摄照片，协助我跟于漪老师互通信息，提供资料。感谢张生教授，一句“于漪这样级别的优秀人物，需要有一部像样的传记”，让我增加了完成书稿的紧迫感。
感谢杨一先生、周慰女士，帮助审阅书稿，订正若干隐藏的差错。感谢刘峻先生，热心寄送桃浦教育联合体编印的于漪讲话集。胡建君、孙玮蔓、马纶鹏、李刚、吴振东、李沁园、曾艺等师友在我写作过程中热情鼓劲。感谢元宝，对我写作一贯理解支持。
由于个人能力所限，书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偏差，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为《红烛于漪》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