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丁丁注册了一个名为“一辈子”的商标，还建了一个“爱上就是一辈子”的朋友圈。丁丁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采访了好几位在国内各行业顶尖级的大国工匠、非遗传承人，他们这些人最显著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把一生的所有精力都砸在一件事上。我喜欢丁丁用了那个“砸”字。这一个砸字，该承载多少重量呀!它背后一定会有时间、体力、脑力、财力、亲情、爱情等等词汇的支撑。
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年轻时风流倜傥，有过三次婚姻。我相信，他的三次婚姻肯定是因为爱情。我也相信，三个女人最后和他分手，也是因为无法忍受他新的爱情不断出现。十年前，诗人朋友得了癌症，是喉癌。听到这个消息，朋友们都很痛心。
我们相约下午六点去看诗人朋友。我到了病房，诗人和她的公司女助理在聊天。见我们进来，诗人灿灿地一笑，说你们今天来最好了。我开玩笑说，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明天做手术，后天你就撒手西去了?诗人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下午到朋友的录音棚里把我的几十首诗都录音了。我担心明天手术后，再也听不到我原来的声音了。女助理插话道，就跟相声演员李文华那样，只能用气嗓说话。我说不会吧，现在医学技术很发达，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而同来的女孩，听后竟然一捂脸哇地一声跑到病房外哭了起来。我苦笑着对诗人说，女孩真的心疼你了。诗人看了女助手一眼，马上下床，匆匆向病房外走去。女助理想要拦住诗人，我示意她不要管，就让诗人去吧。
诗人和女孩在楼道紧紧地拥抱了一会儿。女孩哭着说，你怎么会得这个病呢?你让我怎么办呢?诗人用右手拍着女孩的肩说，没事的，这病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人，你看李文华活得多好啊!女孩说，你将来会不会瘫在床上，谁来照顾你啊?诗人没有回答，只是用手紧紧地又抱了一下女孩，然后回到病房。
我问诗人，做好明天手术的准备了吗?诗人说，也没啥要准备的。我半认真地说，不想写份遗嘱吗?诗人说，我没房子没存款，没什么好交代的。如果要交代，就是我死后别把我的诗集和录音磁带弄丢了，想哥们儿的时候可以看看听听。诗人的话让与我同来的另一个诗人感到喉咙哽咽，他大声说:不许你胡说八道，你知道吗?有多少朋友都在关心你，你还有许多大事没有做呢!
朋友说的诗人还有许多大事没有做，是指诗人还有大量诗歌没有翻译完。诗人是八十年代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朦胧诗崛起后的几年，他加入到那个阵营，他自己写诗，还把那些朦胧诗翻译到国外。在那个时期，能做这件事的没有几个人。生病前，他跟我说，他有把国外最新诗歌作品翻译到国内的计划，他甚至想办一本中英文对照的诗歌刊物。他也想挣点钱，离开热爱的编辑岗位，开了一家文化公司。以我的了解，诗人开公司没挣过大钱，七八个人忙活半天，挣的钱除了交出资方的，剩下的几乎都让他和朋友喝酒了。我问女助理，诗人这几天还喝酒吗?女助理说，喝，咋能不喝呢!你看床底下，摆着整箱的啤酒。诗人好像是为了配合女助理似的，本能的拿起桌子上的啤酒，美美地喝了几口。我又问，明天诗人就不能说话了，你们怎么沟通呢?女助理从床下取出一块小黑板，她说，都准备好了，谁来，就让他在黑板上写字交流。
女助理的话让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诗人的声音，是典型的男中音，浑厚而充满磁性。记得在单位春节团拜会上，他用英文朗诵拜伦的诗，那标准的伦敦音几乎倾倒了所有人。此刻，我多想听一下诗人的朗诵啊!
诗人手术后，就不再经营他的公司了。最初，那些女孩还经常看望他，但渐渐地就淡出了。诗人虽然有三次婚姻，但都没有孩子。我也曾考虑过他出院后该由谁来照顾。半年后，有人告诉我，说诗人和他的女助理领了结婚证。他们没有举行婚礼。转眼十年过去了，诗人依然喝酒，依然在翻译着他的诗歌。前年，他送我一本他翻译的希腊诗选，厚厚的一大本，其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小暑那天，诗人夫妇约上我和另一个诗人朋友到普希金文学餐厅吃饭。那几天，北京终于没有确诊病例了。大家见面，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席前，诗人把一本刚出版的多人诗集《纸的形状》送给我，首席作者和封面照片选的就是诗人。看着诗人红润的脸色，我在祝贺他的同时，心里在想，一个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真的挺好。可是，当我看到他夫人时，我不由问了句，你跟诗人整天在一起一定被他诗化了，是不是感觉很幸福?孰料，夫人装作嗔怒道:他一辈子热爱女人，可到头来，还不是砸到我手里了。
诗人夫人的话引得我们一阵大笑。大笑后，我越看他们越觉得他们很有夫妻相。或许，人一辈子就是为了今天的等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