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漫画书难得一见，家里有一本“批林批孔”漫画集，我时常翻出来，依葫芦画瓢，临摹了一遍又一遍，兴味盎然。
直到粉碎“四人帮”，漫画作为宣传批判的武器，重放光彩。
记得那时我吃过晚饭，就跑到圆明园路文汇报社门口，看批判“四人帮”漫画展，张乐平、丁聪、特伟、蔡振华、洪荒、詹同等数十位名家的漫画，挤挤插插贴在那里，趁着黄昏夜色，拿出拍纸簿，每天临写一幅，日积月累，收获甚丰。这些作品很快出了漫画集，邻居有位小学老师，送了我一本，我就不必天天到报社门口，隔窗“拷贝”了。
时势日趋宽松，见到的漫画已不全是深揭猛批的题材，《三毛流浪记》《王先生》《大闹天宫》等经典漫画重见天日，恰似久旱逢甘霖，我每天一做完功课，就捧之读之，描之摹之，如饥似渴，乐此不疲。
光是临摹还不过瘾，我根据电视节目里的内容，尝试改编创作了一些连环漫画。譬如看了沪剧折子戏《阿必大回娘家》、滑稽折子戏《拔牙》等，我就以漫画的手法，将逗人发笑的戏剧情节描绘出来，数十幅画面装订成册，像小人书那样，竟然让同学看得津津有味。
8岁那年，我的两幅儿童画《决不浪费一粒米》和《工人阶级力量大》，同时入选上海市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挂进了黄陂路上海美术馆。说是儿童画，其实更像是漫画，线条比较夸张，主题亦具有宣教功能，前一幅用的是水粉，后一幅用的是油画棒。画《工人阶级力量大》时，还有一则插曲。由于初次采用油画棒作画，一不小心，涂色时手腕一抖，竟将其中一个男人的后脑勺误画成了“鸭屁股”，当时哪有此等时髦的发型啊，只好顺势把“鸭屁股”改为大辫子，男工人摇身变成女工人，工人阶级的“力量”，恐怕因此要差一截。
印象中，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幅漫画，当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刊登在广州《足球》报上的《小鲤鱼跳球门》，画工一般般，口彩却不错，表达了对中国足球早日冲出亚洲的希冀。
其实，这之前，出于对足球运动的痴迷，我还试笔过好几幅足球题材的漫画。最让我激动的是1981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与科威特足球队对垒激战，我预感这场球有戏，事先用对开白纸画了一张球星容志行头顶脚踢的巨幅漫像。当夜，比赛鸣金收兵，中国队果然超水平发挥，直落三球擒下对手，容志行也不负众望首开纪录，举国欢腾。我赶紧在漫画边上挥书“中国队大胜科威特”字句，一溜烟跑出家门，打算贴到四川路的街面墙上。谁料恰巧遇上一支庆祝游行队伍，他们正愁手中缺少宣传标语，顺手问我要过漫画，由队伍的领头人高高举着，浩浩荡荡向前进发。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只是跟着队伍步行到了四川路桥堍，没敢走远。第二天听邻居说，巨幅漫画随游行队伍来到了外滩，然后就不知所终了。
漫画的意义，除了种花，更要栽刺。上世纪末期，我发表了一些触及时弊的漫画作品，如揭示法律与金钱关系的《并非填色游戏》，抨击商家玩弄价格戏法的《小学生的难题》，戏画乱改成语泛滥成灾的《这种创意咱也会》，反映住宅装修质量参差不齐的《“明”流品位》等，被多家媒体转载。
单幅漫画还没画出趟，我又不知天高地厚，开始了连环漫画的创作。这一捣腾不要紧，一个梳分头、戴眼镜的“开心阿银”形象，横空出世了。《开心阿银》，顾名思义，说的是发生在银行员工身边的好玩事儿。起初，在银行内部的企业报上小试锋芒，连载了30多期；后来，又以《阿银新传》为名，在人民日报社旗下的《国际金融报》连载了50多期，故事的重心，也转移到老百姓投资理财的话题。
尽管那段时期我的漫画灵感如泉涌，但凭良心讲，与名家漫画相比，我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明眼人一看就晓得，我的画面里，多见文字，图解的痕迹偏重，“漫”味亦嫌不足。
其实，一幅好的漫画，全靠笔墨线条，不著一字，尽得谐趣。就这个境界来说，我的自说自漫还得好好修炼哩。
漫画人生路，总会错几步。小辰光的理想，是当一名漫画家，谁晓得心猿意马，阴错阳差，如今却混成了银行“老白领”。人生就像我8岁时画的《工人阶级力量大》，将错就错，抑或将计就计，反正将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