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奥赛美术馆参观，都会走过伏尔泰堤岸。堤岸与波纳街的转角处，门牌号27号，曾是维莱特侯爵的宅邸。伏尔泰去世前征服巴黎，就住在其内院二楼，最后在那儿去世。底楼现在是伏尔泰餐馆。
伏尔泰出生、成长在巴黎。他念的是路易大帝中学，两个世纪后，萨特成了他的校友，在那儿上文科预备班。斜对面就是先贤祠，他先是几无葬身之地，再后来又荣迁进那里，后来又被盗走遗骸，只剩下一口空棺材，与老冤家卢梭面对面。他的一生那么长，起点与终点却相距这么近；而在这相近的两点之间，他又经常被迫背井离乡，长年累月回不了巴黎，只因惹恼了君主和教会。好在最后他还是死于巴黎。所以百年后，雨果在流放生涯中，以此来激励自己：“你会回你伟大的巴黎/年岁重重，如同伏尔泰/……你垂死时，会满载荣誉。”
伏尔泰去世后十一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风云人物之一的米拉波，夏多布里昂曾见过他两次，一次就在维莱特侯爵宅邸（《墓畔回忆录》），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不过，说维莱特侯爵夫人是“伏尔泰的侄女”，夏多布里昂显然是弄错了，维莱特侯爵夫人并非伏尔泰的侄女，而是他当年在法尔奈抚养的清贫的世家小姐，最多可称养女。她是个“可爱的胖子”，伏尔泰称她为“善心的美女”，跟她说“你使我心平气和，在你面前简直不会生气”——伏尔泰本来是很会生气的，尤其是有人在他面前提起卢梭时。后来他把她嫁给了维莱特侯爵，于是才有了他巴黎加冕的舞台。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通常都认为始于“德雷福斯事件”，以左拉的《我控诉》为其独立宣言。但其实早在那之前一百多年，伏尔泰晚年为许多冤案平反昭雪，如新教徒商人喀拉遭车裂极刑案等，在这个为蒙冤者辩护的斗士身上，就已经具备了“知识分子”的一切要素。后来萨特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右翼叫嚣要“杀死萨特”，还两次炸毁其住处，戴高乐总统就说：“那些知识分子，让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捉伏尔泰。”此次赴巴黎前，伏尔泰确曾担心过，那里有四万束木柴给他布置火刑场。怂恿他去的人拍胸脯保证，会有八万个朋友一起奔来扑灭火种，并把搬柴的人淹死，要是他欢喜。
八万个朋友中，有一位来自美国，那就是富兰克林。其时他正好旅居巴黎，带着孙子前来拜访。伏尔泰打了个喷嚏，他祝福说“老天保佑你”；伏尔泰则祝福他的祖孙皆好福气。巴黎民众为双方雀跃欢呼。其时美国正在诞生的阵痛中，法国则处于暴风雨的前夜。“富兰克林与伏尔泰的相会，民主政治与理性主义的握手，这已是大革命开始的预兆。”（莫洛亚《伏尔泰传》）预兆就呈现在维莱特侯爵宅邸。
又过了几十年，巴尔扎克写《驴皮记》，把那家有神奇驴皮的古董店，安置在维莱特侯爵宅邸旁边。“产生这种幻象的地方（古董店）是在巴黎的伏尔泰堤岸边，时代是19世纪……正确的地点应是盖伊·吕萨克和阿拉戈的门徒、权贵的诈骗行为的蔑视者、法兰西怀疑派的神明（伏尔泰）断气的房子附近。”我每次走过伏尔泰堤岸，总疑心会有人从哪家店里奔出来，上衣口袋里塞着那张柔软的驴皮，上面写着：“你如果占有我，你就占有一切，但你的生命将属于我。希望吧，你的愿望将得到满足，但你的心愿须用你的生命来抵偿。你的生命就在这里。每当你的欲望实现一次，我就相应地缩小，恰如你在世的日子。你要我吗？要就拿去。”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这样的驴皮？
但伏尔泰是不会要这张驴皮的。他的老实人历经各种天灾人祸，却既不轻信盲从也不悲观厌世，而是认识到应当“种好自己的园地”（《老实人》）；这就像后来昆德拉劝说的，世界是不可能推翻或改造的，也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程，只有一种可能的抵抗：不必认真对待。生存的本质就是无意义，我们要有勇气把它认出来，还应该学着去爱它接受它，去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和好心情的钥匙（《庆祝无意义》）。两人的主张相隔两三百年，也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却不啻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我们既要勇敢地面对现实，也要种好自己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