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期对中国的敌意不断增加，焦虑感日益上升。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近100年来，美国成功地在全球推行以自身为范本的“美式民主”，塑造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秩序，但这条道路并未被中国所采纳。中国结合自身文化和政治制度传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美国的道路，并在实践中，尤其是在今年以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合理性。
上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后，著名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撰写了大量文章，研究西方，尤其是美国自由主义的“胜利”，并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一说。
资料图：弗朗西斯·福山
然而，30年过去，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大流行病与政治秩序：国家不可或缺》的文章，批判美国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过程中“笨手笨脚，表现很差，导致国家声誉大幅下滑”。在《大西洋月刊》的另一篇相关文章中，他总结道：“美国日益深化的部落主义几乎让人看不到乐观的理由。”
制度之争
福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美国是否还能挑起重任？但最终，他依然以自己一贯的观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强调：当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暴发时，恰逢“美国现代史上最无能、最分裂的领导人”执掌大权，这是美国遭遇的唯一不幸。也就是说，由于领导人出了问题，导致美国遭遇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被放大的灾祸，进而引发了最近一系列政治灾难——并不是美国的制度出了问题。
福山一语中的地指出，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出色的国家有以下三大特征：机构高效运转、政府可信度高、领导力强——显然，这三大特征中国全都具备，他只是不愿明说罢了。
哈佛大学艾什中心近期发布的一项长期研究结果显示，从2003年至2016年，中国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在各个指标上均有明显上升，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超过90%。而美国的时事评论家们是怎样看待这个现象的呢？他们通常是顾左右而言他，先是关注美国整体下滑的趋势，然后扯到特朗普相关的新闻动态，最后，妖魔化中国永远是最激烈的评论中的“保留节目”。
这说明一个问题：美国对于自身状况和未来前景显然比以往更加焦虑和不确定。美国曾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2001年“9·11”事件之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才重新恢复稳定。然而这一次，美国人发现他们找不到一个可以诉诸武力回应的焦虑来源。不祥的预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一次它的来源更为广泛，有些显然是内在的。
图片来源：新华社
“范本”失灵
“特朗普时代”究竟是暂时偏离了美国的常态，还是将成为未来美国的“新常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美国当前最根本的忧虑何在。疫情期间美国应对不力，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但在这背后，反映出美国在更为关键的政治适应性挑战中无能为力。
作为世界上的头号超级大国，美国在过去100年里，不论遇到来自哪个国家的挑战，几乎总能通过重塑地缘政治框架予以应对。在美国自由福音派看来，“让世界恢复正常”是自己的使命，而这种地缘政治框架的重塑，无论是依赖于军事、经济对抗还是政治游说，都是在践行这一使命。
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以自由、民主的美国为范本，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政治模式推广到世界各地，而这种模式恰好特别符合美国私营企业（通常是大企业）的商业利益。因此不难看出，美国所谓的“普世”政治智慧，本质上不过是有利可图的生意罢了。
过去10年，中国的不断崛起令美国愈发紧张，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屡试不爽的以自身形象为范本塑造世界秩序的模式并未被中国所采纳。
美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经济和智力资源，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美国本应做好准备，在同中国展开积极竞争和磋商的同时，与中国共同发展。然而现实却是，美国被情绪冲昏头脑，“受害者心态”爆棚，将自己的错误迁怒于他人，于是就有了今天针对中国的全面对抗政策。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最近将这种政策倾向定性为“美国对中国的邪恶十字军东征”。在和平时期，如此明显的地缘政治动荡还真不多见。
自己的路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仍然面临许多巨大挑战，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但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沃土之中，与美国所期望的政治框架有效兼容，但又迥然不同。与历史上任何国家相比，中国在更短的时间内令更多的人实现脱贫，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即使不考虑当下美国政治体制如何失灵，单是以上事实也无异于给了美式“普世”政治智慧一记响亮的耳光。
许多人与福山一样，对美国自由主义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深信不疑，同时对所谓的“威权主义”充满刻板印象，视之为洪水猛兽，时刻保持警惕。但我却对此持怀疑态度。“特朗普时代”并不是“常态”之外的一个特例，而是体制的必然结果。这个体制影响力巨大，曾经也带来过很多好处，然而，由于其自身存在深层次的内部矛盾，这一体制带来分裂和破坏性的结果也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