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定制自己的父母，也不能按意愿定制自己的老师，尤其是相随半个世纪的老师。上天不经意的洗牌，让我和老师偶遇在命运的交叉路口，从此泥沙相伴，随波逐流，由“后浪”推成了今天的“前浪”。
我的老师出生在“黄河入海流”之地的一户耕读人家。他父亲年轻时就矢志报国投奔了黄埔，以后加入十九路军，参加过抗日的上海保卫战。不长的行伍生涯不过是一办军需的官，做物流的，没打过仗。颠沛中和上海出生的一位大小姐成了家。老师的襁褓时代是和母亲坐着黄包车穿过逃难的人群，幼年时代是和父亲坐着吉普到南京新街口吃早餐的少爷哦。
我和老师认识时，他，他们家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他妈妈脱下旗袍，洗去铅华，套上土布黑袄，回到黄河边的村庄里围着大灶烧起了柴禾，照应起终日寡欢的父亲。
我和老师相逢的那个年份，学堂荒芜，师资奇缺。我新入学的中学是由一座旧小学改建的新学校。刚入学的学生自然是没有学哥学姐的首届生。刚到任的教师也是经过各处选拔，层层政审的优秀教师，还有一批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按理说，这个阶级队伍应该是纯洁的。
占着首届生的便宜，我又会些出墙报、刻钢板的小技能，于是“山里无大树，茅草作长竿”，被推选为了学生小头头。作为农民的儿子、工人家庭的子弟，我当然是爱进步的，也有点虚荣心，就逼着父亲觍着脸向四叔讨来一身带有肩章洞眼的斜纹布军装、军用挎包，去“神知无知”了。
没多久，新教师这个阶级队伍开始不纯洁了。斗争年代总得有个斗争对象呵！于是，年轻的教师谢春彦“进甏”了。罪名嘛太好找了，反动军官子弟、家里藏有封资修书画……我至今还和老师打趣：你那时就超值享受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才二十几岁，厉害哦。
学生头头么自然也有特权，我看到了那些从他家抄上来的封资修书画卷轴，这不看不要紧呵，一看不得了嘞，我迷上了这些书与画，以后我就有事无事地去“监督”这位“权威”，向他了解我一无所知的艺术世界。
他和我讲的一切我都感到新鲜，以及他的举止和衣着。这个旧军官的儿子一直习性不改，一到礼拜天早上就到徐镇老街拐角的理发店，腮帮子刮得煞青出来，额骨头还留出一缕鬈曲的“J钩”，白衬衫纽扣一定扣到第一粒；十平方米不到的居室虽然简陋，但有画轴有雕像，有满满的书架，更有照进一缕阳光，缠绕绿萝的小窗——弥漫着一股小布尔乔亚的腐朽气息。
那时节老师要养在老家的老母亲，还要轧女朋友，是个兜里拮据的“脱底棺材”，但这不妨碍他犒劳自己。有好几次，他带着我坐在他“老坦克”的书包架上，冲下恒丰路桥，一路向南去石门路吃猪油菜饭。到了月底么，再讲。哪能办？去借互助金。
“根红苗正”的学生干部和被监督的问题老师搞在一起，会有什么好事情？不久出事了。老师借我一本薄薄的书《怎样画人体解剖》，被一个女同学举报了。谢春彦用“稞体”女人腐蚀学生该当何罪？对！就是“稞体”，工宣队师傅就是这么念的。
老师太年轻呵，血气方刚，不服。犟头倔脑，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学生不懂事呀，在工宣队的压力下被迫写下一纸大字报，要与老师划清界限。为了这事，老师至今还在“牵头皮”，他只要像唐僧那么一念叨，徒儿就头晕，讪笑着无言以对。
以后么，当然界限更划不清了。以至于毕业分配的工作单位是他帮我“掉包”去了美术学校；美术编辑的活是在他的报社学的手艺；我女儿出生了，是他给取的名字；凑巧我的老婆也姓谢，他宣称是我老婆的娘家人，弄得我今生必须被笼罩在谢家的阴影里。
我知道老师至今对我是不满意的，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
我没能按老师的要求学海游泳，文化苦旅。我的艺术追求从来不自觉，我对自己的才能毫无信心，我自甘堕落为一个业余美术爱好者，可以吗？可是老师不依不饶呵，依然“不放弃，不抛弃”，一有出版展览机会，就逼我画几张。一幅连我自己都不满意的画，被他讲得花好稻好。我就是这样，在艺术的道路上几度徘徊，被老师一次又一次地逼回来。
老师在今年的疫情期间，感怀万千，悲怆地写下一纸六尺整张：抬起你头颅之高贵，破凶前征。
老师哦，就像50几年前一样，头颅没有被按倒，石骨挺硬，腰板笔直。八十岁咯，还要老汉上树。
老师哦，我也花甲高龄了，天资愚钝，终不成器，辜负您了。画不出世界名作有啥关系捏？我们形同家人，情如手足，亦师亦友。有柴米油盐，有诗书相伴，有高贵的头颅在肩，这就够了。
姓王的和姓谢的命和运注定要交集在一起，应了那首唐诗《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