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参展的69所高校带来了708项展品，涵盖抗疫攻关、工业自动化、先进重大装备、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系统、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领域。其中，复旦大学的“新冠病毒防护头套”项目与山东爱达医用制品有限公司在高校展区现场签约。同济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与中国铁路局（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除了现场签约，高校展区的众多项目与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沪上各高校纷纷出招鼓励甚至重奖科技成果完成人。这意味着，网络上一直呼唤的科研人员收入超过演员明星也许并不是梦。
《复旦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不仅规范了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程序，更是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的分配比例，提高了对成果完成人的奖励力度。新管理办法中，对转化净收益做了明确规定，写明了科技成果完成人可获得成果转化净收益的70%（50%用于对成果完成人的直接奖励），这大大激励了科研人员的发明创新和转化动力。
《上海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条例（试行）》、《上海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操作细则（试行）》等文件，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净收入或股权的80%可奖励给技术团队，推动了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上海海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安博文教授科研团队实施成果转化后成立了“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管理流程上，学校将科研人员的收益与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益捆绑在了一起，把获得的技术股权以75%的比例奖励给安博文团队。
同济大学是上海高校中较早推行科研人员激励体制的高校。同济在校庆110周年之际大胆改革科研体制：与一家企业签订技术专利转让协议，将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王占山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装置”6项发明专利授权转让，合同金额共计3800万元，研发团队将获得此次转让收益的85%，超过3000多万元。
高校纷纷出重招奖励科研人员，是否意味着教授通过科研成果转化，可以成为“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国家的政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2015年10月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规定：从科技成果转让净收入或者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对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也明确：允许高校院所在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的情形中，从转让、许可净收入中，或者作价投资形成的股份中提取不低于70%的比例，作为奖励和报酬。
从全球看，迄今为止，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70%诞生于高等学校。可是，反观我国的高校，绝大多数的科研成果皆束之高阁。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科研转化率普遍不超过1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科研人员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发表论文，在什么期刊上发表以及这个科研结果是否获奖。如果体制机制改革，中国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够实现科研人员名利双收，将大大推进科技产业化的进程。
可喜的是，伴随着各高校科研体制的转变，上海高校产业化正快速增长。2019年，上海高校科技人员总数约6.5万人。2016-2019年期间，上海高校合同认定登记项数均占比达到全市20%以上，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19年上海高校服务长三角的合同项数和金额数分别占比达到76%和59%；2019年，上海高校认定的技术合同中，千万以上的重大技术合同金额占比达到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