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里看到一篇题为《大学、大师、大学校长》，作者不详。文章引用了陈先生讲过的一段话：“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看了这段话觉得似曾相识，于是上网去查了查，发现既有“三不讲”也有“四不讲”，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内容大致相同。关于“三不讲”，鲁先圣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说，陈先生奉行“三不讲”主义：“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有人因此亲切地称之为“三不讲”教授。这里所谓的“三不讲”从逻辑上来说是讲不通的或者不够严密的，这三者不能并列，尤其是“书上有的”和“别人讲过的”有时可以是一回事。
有一点毋庸置疑：陈先生的讲课和他的治学一样，讲究出处，不人云亦云，讲自己的心得体会，每次讲课的内容都有不同。这一点可以引听过陈先生课的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一文中的话为证：“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相同。”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对“师者”的陈先生有过高度的评价：“不相欺，岂止是陈寅恪对莘莘学子的一种尊重，同时还是陈寅恪对师者这一称号的无限赤诚。”据听过课的学生们回忆，陈先生授课一如他做学问，几近“无一字无出处”，每一个观点都是他独到的心得体会，课堂上讲授的这些观点大多都是他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由此看来，陈先生讲课确实是做到了言人之所未言，不蹈袭，不盲从。
那么陈寅恪先生到底是否讲过“三不讲”或“四不讲”之类的话呢？我翻遍了手头收藏不多的关于陈寅恪的几种书籍，诸如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氏三姐妹的《也同欢乐也同愁》、钱文忠编的《陈寅恪印象》、张求会《陈寅恪丛考》以及卞僧慧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说法。只是在《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附录一”中卞僧慧追忆陈先生1935年秋在“晋至唐史”一课开课时的解说，有如下一段文字：“本课程通史性质，虽名为晋至唐，实际所讲的，在晋前也讲到三国，唐后也讲到五代，因为一时代的史实不能以朝代为始终。（卞按：是年十月三日学校通告：本课程改为“晋南北朝史”，下学年开“隋唐史”。）……每星期二小时，在听者或嫌其少，在讲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一则以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没有研究过的，要讲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与见解（包括古人的与今人的），这些都见于记载，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说一遍；一则是有些问题确是值得讲，但一时材料缺乏，也不能讲；一则是以前已讲过的也不愿再重复，所以可讲的就更少了。现在准备讲的是有新见解，新解释的。”从这段话可以见出：后人总结的所谓“四不讲”似乎是无中生有的杜撰；而后人总结的所谓“三不讲”，揆诸陈先生原意，不妨改为：“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自己没有研究过的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