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钱旭红院士的书《改变思维》。他在谈读书求知时强调知识要转化为真正的见识和能力，一定要有创造性思维，独立思考。他说，在科学启蒙时代，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今天，知识爆炸式增长，获得知识容易得多，获取的渠道也日益丰富，伴随而来的却是好多人迷失在知识里，特别是迷失在网络展现的知识里。知识虽是文明传授的载体，但不是根本，更不是全部，超越知识本身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心态才是真正的核心。因而可以说，思维和精神才是力量。人要在读书求学中有效地拔尖成才， 一定要勇于质疑，敢于提问，养成创造性思维。
以色列人口几百万，犹太人被称为“智慧的民族”，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富于批判性思维，在读书求知中勇于独立思考，驰骋奇思异想。前些年，有位专家应邀出席以色列驻华大使的晚宴，席间，大使说到当年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的母亲，在佩雷斯小的时候，每天会在他放学回家后问两个问题：“有没有提一个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有没有做一件让老师印象很深的有创意的事”。这位专家说：“我的孩子放学回家，我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这里反映着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一个鼓励孩子大胆探索，培养质疑精神；一个则是要求孩子听话，陈陈相因，墨守成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超过20%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堂上提问或参加讨论。这表明，我国学生很多是被动接受教育，把书本上和教师的话当作金科玉律，缺乏独立思考。对此，钱学森曾留下“钱学森之问”：我们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教育重灌输，缺乏对质疑精神的倡导和培养，恐怕是个重要原因。
古人早就说过：“疑者，觉悟之机也”，“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因为，不是消极的接受，而是积极的审视，能够从中发现问题，方有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宋代理学家张戴曾打比喻说：“譬之行道，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出，自若安生，则何尝有疑！”就是说，要成功地更好地进入“南山”，不能安然接受现成的看法，而需思考“路”之来龙去脉，弄清其中之疑，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正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按爱因斯坦的说法，提出一个问题是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宋代另一位哲学家陆象山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到此方是长进”，“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
为学要“疑”，要能由此及彼地生发开去，自然首先是要“学”，不勤学苦读，不入书海，不登书山，根本就无从“疑”起。然而，决不可死读书、读书死、读死书，而必须带着脑袋读书。这首先因为读书是为了用书，要学以致用。有一个英国人，叫亚克敦，嗜书如命，书房里藏有7 万卷图书，他一生都用在读书，可并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生发与创造。“他就像戈壁的沙漠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但清泉却不能喷到地面上。”日本人鹤见佑辅就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徒然的笃学》。鲁迅于1928年将它译成了中文。这种“徒然的笃学”，就是读书不带脑袋的一种。
还有，书的内容受着历史、认识、水平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并非都是尽善尽美的，读书不宜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正是在努力读书学习中，既重视前人学说，又不拘于前人的学说，把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也说过“不可尽信书上所言”的话，据此他不囿于当时的经典哲学，创造了新论，成为英国唯物主义和实验科学的先驱。这种“学贵有疑”的精神，是一切大学者所共有的。哥白尼有疑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始创太阳系学说。爱因斯坦有疑于前人的绝对时空观，始有相对论产生。可以说，任何一个在学术上有价值的造诣，莫不是疑前人之所不疑而有所发现发明的。
由此可见，读书学习决不可止于单纯知识的接受，而必须伴之以独立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定要把学与思结合起来。这就是说，读书一定要带着脑袋。造就创新能力的人才，如钱旭红院士所说，一定要大力弘扬创造性思维。杰出人才不是用单纯的知识灌注所能造就的，而是要培养其具有敢思敢想的品质，勇于疑前人所不疑，具有创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