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起来，我和朵云轩的缘分已近半生，朵云轩让我知道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从某种角度而言，它是我的起点，并始终给我向前走的勇气。
1986年，朵云轩旗下的书画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中国画技法入门》丛书。总编曹慬乾组织了当时海上画坛的中坚，如陈佩秋、应野平、俞子才、乔木、钱行健等书画家们参加编绘工作，今人今画，力图打造一套“当代芥子园”。
那些年，我在工艺美术进出口绘画组工作，传统基本功算是比较扎实，经忘年交钱行健老师介绍，和年画编辑组的张雄一见如故，用现在的话说，成了工作上的“死党”，作为他的一名主力画者，画了不少单页招贴画。因此，当得知要出一套“怎样画”系列丛书，张雄和钱行健合力向曹慬乾推荐了我。而曹慬乾并不因为我只是个二十多岁、尚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在钱行健的陪伴下，他竟径直来了我家，看了我的作品后，立刻就拍板说让我负责《怎样画树》这一辑。有幸同前辈们一起参与此项活动，真的是万万没想到。激动之余，我唯有全心投入。
几乎每棵树，我都去写生，那时，为了画松树，还想尽办法跑到部队大院去“偷看”。曹慬乾对我交出的作业比较满意，又问我：“小乐，你能自己配文字吗？”凭着初生牛犊的劲儿，我立刻回答：“没问题”。因为课徒稿比较多，文字也写得很详实，1987年5月，丛书中比较少有的上下本《怎样画树》出版了。或许是因为反响尚不错，1989年曹慬乾又约稿《怎样画瀑布》，1997年6月出了《怎样画山水写生与点景》，共四本。
其实，我早在1987年“出国潮”期间就留学去了日本，但在远离故乡的那几年，依然和曹慬乾、张雄，以及上海的朋友们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1991年，张雄找到我，希望能出一本《名山大川》（含封面共计 13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盛行挂历，是当时全国家庭的日常必备，至今都有使用或者专门收藏。每年都有不计其数不同主题的挂历，这也是朵云轩的重要收入来源，平均每本的印量至少都在20万册起印，但当时印制的基本都是吴昌硕、吴湖帆、齐白石等已故并达到一定成就的艺术家。为了张雄的这个选题，社里开设专题会讨论，张雄力排众议决意要出，结果一炮打响，卖到脱销，后又加印。很多原先素未谋面，后来成为好朋友的南北画友们，有时还会提及此事，说曾参考着这本挂历临摹了很长一段时间，还误以为这是某一位老先生所画。
可以说，获邀参与“怎样画”系列、出挂历，对当年的我，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和鼓励。曹慬乾、张雄作为编辑，之前与我素昧平生，他们专业上苛刻、较真，为人宽厚、正直，他们如良师益友，扶植了一个年轻的画家，我们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张雄本人也会画画，我一直觉得他个人没有往专业上发展很可惜，但他对我的建议总是一笑了之，甘做绿叶。
编完《中国画技法入门》丛书，曹慬乾也离开了上海，旅居荷兰，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很希望能有知悉他音讯的文友借我这篇小文，向他传递来自故友的一份深深思念。
当然，我和朵云轩的缘分还远不仅于此，蒙当年主持朵云轩拍卖的祝君波先生不弃，我的作品在朵云轩一直成绩不俗，有两三次还上过拍卖图录的封面。正如朵云轩当年无私地拥抱了我，如今，我也想尽我的能力关注和助力朵云画廊，能够让书画家们、年轻人们有一个展示的空间，培养出更多未来的艺术家。
事实上，我与朵云轩的结缘一直可以追溯到1973年，那时我是黄浦区培光中学学生，是年正好是上海书画社送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关于培养木版书水印接班人的名单报告》，附件中列举在上海物色到的47位培养对象，其中在刻字组就有我的名字，这是中学领导以学校的名义推荐进去的，差点要进木版水印培训班。当年如果去了，我与朵云轩可能就是另一段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