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娜，原名沈琬，1915年11月7日，出生于江苏泰兴的书香门第。1935年1月，打入国民党机关，长期埋伏沉着应战，向党组织提供国民党各方面高层内幕情报，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
1932年，沈安娜不想成为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者，也不想做传宗接代的工具，跟姐姐沈伊娜（原名沈珉）出走上海，以一篇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求学》文章，考入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在此期间，沈安娜结识了共产党员兼校友的舒曰信和华明之，在他们的影响下，革命激情渐渐增长，一心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后来，因经济拮据，她转入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速记。
1934年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招收一名速记员，同学们趋之若鹜，沈安娜却并不积极，想着去国民党机关伺候官僚还不如去拍进步电影。党的中央特科情报专员王学文，认为这是一个掌握国民党政府内幕情况的绝好机会，指示舒曰信和华明之好好启发沈安娜，抓住机会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相机为党搜集情报。华明之跟她讲：“去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就是参加革命！”沈安娜高兴地说：“真的么？只要是参加革命，我就去！”华明之、舒曰信看沈安娜初生牛犊不怕虎，提醒她打入国民党内部会有生命危险。沈安娜却镇定自若地说：“过去，徒有报国之心而无报国之门。今天报国有门了！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1935年初，沈安娜以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清秀娟丽的毛笔字，成功考录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为了让她在省政府站稳脚跟、安全隐蔽，王学文向其讲述了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做法：为党做秘密情报工作，要对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甚至生命；严守机密，遵守纪律，除非领导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对任何人讲与秘密工作有关的事；要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生活上要合乎他们的潮流；分清敌友，处理好亲疏关系，特别是要搞好和顶头上司的关系，对同事朋友要和气，对敌人要警惕；要不断提高速记技术、文化水平和在国民党机关的办事能力。
沈安娜牢记原则和方法并认真践行，不参加任何派系，也不议论机关里的人和事，留心观察各色人等，勤勤恳恳工作，恭恭敬敬待人。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研究，她认定议事科科长薛元燕是个有学问的好人，不管写什么一定先请教科长，速记整理抄正之后都送科长阅改，还拜科长夫人做干亲。待人厚道的薛元燕，一有空闲就向她介绍机关里的人和事，还帮助她修改记录稿。后来，朱家骅出任省政府主席，没有后台的沈安娜也是在薛元燕的推荐下被继续留用和重用。凡是朱家骅主持的重要会议，都要叫她去速记，她以速记准确、字迹端正给朱家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践中，沈安娜逐步掌握了国民党机关的一般情况和办事规律，逐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陆续搜集到国民党对闽浙赣边区、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清剿”计划，上交党组织。
假情侣变真夫妻
沈安娜最初既是情报员又是送情报的交通员。沈安娜最初传递情报的方法比较原始和简单：趁宿舍没人时，闩上门，拉好窗帘，用毛笔蘸着隐形药水，写在家信的背面或者空行之间。一听到脚步声，就马上收起药水和家信，拉开窗帘，打开门，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然而在宿舍密写情报并不十分安全，她险些被舍友发现真实身份。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王学文决定派遣华明之前往杭州指导和联络沈安娜。
华明之，原名华家骊，任职于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无线电台，为党组织收转外地的秘密信件。接受任务后，他常逢假日乘早班车到杭州，晚上再乘夜车回上海。在有限的时间里，两人时常伪装成一对恋人，在西湖堤畔、茶馆、餐厅，以约会为名传递情报。共同的革命事业让两人相处极为愉快，美好的爱情之花悄然绽放。王学文觉得沈安娜外向胆大，华明之内向稳重，是对好搭档，于是批准两人结为伉俪。1935年秋，经党组织同意，（华明之辞去上海的工作，到杭州定居，谋职于浙赣铁路局，与沈安娜组成夫妻情报组。）从此，沈安娜白天把情报速记下来，晚上整理成文字，华明之则负责编辑、密藏、传递。
七七事变后，上海及周边局势日趋严峻。1937年8月上旬，党组织派遣在上海担任党组织情报交通员的沈伊娜前往杭州取情报，并指示沈安娜，如战事扩大到杭州，就跟着省政府走，等待时机与党联系。八一三事变当天，沈安娜分三次送走丈夫、姐姐、婆婆和儿子，浙赣铁路局派遣华明之到金华工作，姐姐、婆婆和儿子去了上海。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蔓延至沪杭地区，沈安娜只身一人留在杭州跟随浙江省政府辗转西撤，两人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年底，浙江省政府迁至金华，夫妻俩重逢，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伊始，因日军步步逼近，浙江省政府继续从金华西撤至浙江永康方岩山区。沈安娜看出省政府已没有重要情报，即使有情报也无法送出，继续随省政府西撤意义已经不大。二人商议决定，华明之继续留在浙赣铁路局，以其工资维持两人生活；沈安娜则以停薪留职的方式离开省政府，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
1938年5月，沈安娜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详细汇报了过去的工作，希望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中去。董必武得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正在招兵买马，决定依然交给她重要的隐蔽工作：凭借朱家骅的老部下身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搜集情报。周恩来根据经验，认为夫妻俩一起做情报工作更有利于隐蔽，指示沈安娜立即通知华明之前往武汉衔接党的关系。沈安娜连续发了两封电报给华明之，不巧的是他正好被浙赣铁路局派去宁波出差，没有及时看到电报，直到8月初才赶到武汉。自此，夫妻俩重新开始并肩作战、流水作业。
在他们晚年时，夫妻俩回首过往，共同作诗一首：同窗又添战友情，结侣转瞬五十春。互助合作探虎穴，生死与共海誓盟。竭尽绵薄献我力，深受培育感恩党。桑榆自当保晚节，半点余热一片心。
国民党的“特别党员”
遵照周恩来和董必武指示，沈安娜利用老部下的身份拜会朱家骅。朱家骅见沈安娜千里迢迢来为自己效力，想把她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立即为她办理“特别党员”，并临时将她安置在自己主管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工作。
所谓“特别党员”，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国民党，手续简单，批准时间也比较快，党证上标有“特”字。这种党员，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是有后台和来头的。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沈安娜“特别入党”手续办妥，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任机要速记员。处长张寿贤和科长徐漂萍看她字迹清秀、速记能力高超，又是朱家骅亲自介绍“特别党员”，都很信任和器重她。由此，沈安娜有了更多获取重要情报的机会。董必武指示沈安娜注意了解国民党动向，叮嘱华明之不要出现在通讯处，组织上会派人到住处与他联络，联络暗号为有节奏的“嗒—嗒嗒—嗒”的敲门声。
这个月，国民党筹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沈安娜主动参与材料的分类、核对和编号，看到了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起草的秘密文件《防治异党活动办法》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当天晚上，她趁着夜色，在华明之护送下，悄悄溜进八路军通讯处，凭着记忆向董必武复述文件内容。董必武听后，神情变得严肃，说蒋介石骨子里反共，指示她密切关注国民党方面的情况。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如期举行，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沈安娜前往印刷股趁人不备获取了多份文件的油印废弃件，特别是获得了未在大会讨论、由蒋介石秘密颁发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华明之对油印不清楚的地方一一小心描清，剪边缩小后，将之交给联络人吴克坚，上报党组织。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由桂林迁至重庆浮图关后，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统局局长及中训团训育委员会主任的朱家骅经常到“中训团”作报告。沈安娜应秘书杨公达邀请参与写作讲稿，不仅拿到了朱家骅讲话的全文，还悄悄记下了中统局特务机构的组织状况和活动手段。与此同时，杨公达没费多大力气就为朱家骅写好讲稿，对沈安娜的协助工作也很满意，当着秘书室的同事夸奖她很能干。由此，秘书室的大小秘书也不把她当外人，沈安娜可以向主任秘书咨询一些想知道而不易知晓的事情。
1941年初，皖南事变震惊中外，新四军大部壮烈牺牲。沈安娜心里十分愤怒，在机关内她努力克制自己，强忍悲愤之情，当直接联络人徐仲航来家接头时，她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徐仲航嘱咐沈安娜，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保持冷静，要学会忍耐！沈安娜擦干泪水，点点头，相信只要有党组织在，再大的难关也一定能闯过去！
1941年10月，国民党筹备年底召开五届九中全会，策划新的反共阴谋。怀孕八个月的沈安娜，坚持每天上班，仔细留意每一份文件，在众多的文件中瞧见了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起草的《关于对共产党问题的报告大纲（草案）》和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起草的《对共产党的处理问题的提案（草案）》。尽管沈安娜在情报战线上已看尽风雨，但见到这两个重要文件时，她还是有些紧张。思索片刻，趁秘书们忙得顾不上和她搭话的时候，快速地默记下“大纲”和“提案”的重要内容，随即回办公室速记内容，一些特别重要的怕记得不准，又特地跑回秘书室偷看一眼然后补正。下班后，将速记纸片大大方方地带回家整理成文字，上报南方局，使党组织在会前就全面准确地知晓了五届九中全会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图谋和措施。
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如期召开。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作了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对共产党处理问题》和《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生完第三个孩子还未满月的沈安娜，不能参加会议速记，主动协助科长整理抄写材料，获悉会议全部内容；为了寻找已由大会秘书处润色定稿的正式油印件，她又去了印刷股，趁乱从等待销毁的文件中抽取早已看中的文件。由此，在没能担任会议速记的情况下，沈安娜依然获得了会议的全部重要情报，她笑称“那是个艰难而有收获的季节”！
按住蒋介石“脉搏”
1942年8月，直接联络人徐仲航被国民党抓获，党组织为防敌人“放长线，钓大鱼”，临时中断了与沈安娜的联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克坚遵照周恩来和李克农的指示，到国统区开展情报工作，凭着记忆走到沈安娜住处，指示沈安娜重点搜集国民党有关国共和谈的内部考虑及反共部署。
1946年1月，旧政协在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国民党政协委员每晚秘密召开党团会策划如何对付共产党，决定攻守要点，确定谁唱红脸谁唱白脸。沈安娜不管多累多苦，坚持担任会议速记。每晚回到家已是深夜，她顾不上吃饭，急忙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一式抄两份，一份准备第二天上交机要处，一份由华明之立即密写密藏，连夜上交党组织，帮助中共代表团及时知晓国民党的底牌。第二天政协会上，国民党委员刚说完，就被中共委员列举大量事实予以回击，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顽固分子把政协会议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对政协通过的宪法原则“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沈安娜意识到，此次全会将决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施政方针、战略决策，必须全力以赴搜集会议所有材料，但各速记员轮流工作，半小时一整理，单靠她一人根本无法做到。潜伏多年的沈安娜深知国民党内部规定，“在召开大型会议时，经机要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直系亲属到大会秘书处临时帮忙”。她叫上华明之参与会议工作，协助科长修改、润色、校对、编辑记录稿，获取他人速记。为了获取更多情报，她又以孩子在家无人看管为由，晚上把材料带回家整理，陆续上报会议进程。
1946年3—4月，蒋介石召集了多次小范围会议策划全面反共阴谋，妄图借国共谈判来争取时间，迅速调动大量兵力，与我党争夺东北；继而又连续召开两次由少数军界高官出席的“最高军事会议”，讨论确定向关外东北、关内中原等各个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和长官任免等问题，并对中共将领、兵力特点、军队数量进行猜测和评估。一场空前内战爆发在即。沈安娜将他们的反攻部署悉数收入囊中，上交党组织。党中央及时根据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进犯路线和作战序列，做了相应部署，从而使我党立于不败之地。4月底，周恩来对1946年1—4月获得的情报做了“迅速、准确”的口头嘉奖。沈安娜觉得再苦再危险，也心甘情愿。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机关开始还都南京。资源委员会尚未“还都”，华明之仍需继续留守重庆，沈安娜为保住岗位，只得独自带着孩子先返回南京。沈安娜害怕与华明之的这一次生离就是死别，临行前，一家人认真打扮了一番，拍了在重庆的最后一张合影。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沈安娜遵照党组织指示，穿梭于国民党历次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及立法院会议，密切关注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争执和斗争，绘声绘色描述了蒋介石的言行和神色心态变化，细致记录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重要战略决策。如在中央训练团敏锐地注意到蒋介石对战事渐失信心，将其情绪沮丧甚至拭泪等信息写成情报上报党组织。1948年，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期间，记录总统和副总统选举闹剧。泄密多了，蒋介石也有所防范。每逢讲到党政军关键问题时，就突然挥一下手，低声道“下面这段话不要记”。沈安娜心想不让速记的内容往往是党最需要的情报。她和别人一样停下手中的笔，在心里默默记住主要内容，待到休息时佯装上厕所，快速记在小纸片上。下班拿回家，由华明之整理成情报，送交党组织。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为时不远。吴克坚指示，越是胜利在望，越要注意隐蔽和伪装，切不可麻痹大意。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沈安娜和华明之购买收音机聆听流行歌曲，学跳交际舞，有意迎合达官贵人纸醉金迷的生活，还向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吴稚晖求取墨宝挂在家里，增加保护色。
从“地下”走到“地上”
1949年春节过后，国民党各党政机关纷纷开始南迁。吴克坚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在适当时候撤至上海，不必跟随国民党机关继续南下。党组织要留下一批老党员，作为骨干力量，参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情报保卫工作。
即将结束十几年的地下情报生涯，终于可以脱离腐败的国民党机关，沈安娜和华明之兴奋了几天几夜，但也害怕遭遇不测，便将家人先行送回上海，临别前带着孩子在南京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准备南迁广州。机要处长张寿贤秉承秘书长陈立夫旨意，要沈安娜撤往广州。沈安娜预先准备了一套说辞：肯定是跟中央党部走的，但是现在还走不了，立法院院会还在南京召开，需要速记员。为了让陈立夫相信自己一定会南下，她还把印章和刻有名字的戒指交给张寿贤保存。
胜利在望也不能掉以轻心，夫妻俩牢牢把握情报工作原则，拟分两批撤离南京。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部分人员先期撤回上海，不参与资源委员会策反工作。沈安娜独自留在南京，任立法院院会速记，有时搜集到重要情报，等不及联络人按预约时间来取，她便以老人或子女有病为借口，佩戴中央党部党徽亲自送往上海。直到4月20日，沈安娜才匆匆从南京撤至上海，脱离国民党机关，从“地下”走到“地上”。
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在北京辞世，国家安全部致敬语：沈安娜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女战士，是对党绝对忠诚、富有隐蔽战线斗争经验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