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说好明年“七一”合作，请她率五代“江姐”一起表演《唱支山歌给党听》。她失约了。她走了，她依依不舍地走了。
任桂珍的学生何晓楠告诉我，7月30日那次获悉老师病危，她从地铁车站直奔华山医院。看见遭受病魔残酷折磨的慈爱老师，双目紧闭，嘴唇苍白，呼吸微弱，不禁心痛欲裂。她轻轻走近病床，俯身贴近老师耳边说：“老师，明天我们要去演《江姐》了。”突然，任桂珍紧闭的双眼睁开了。这是奇迹啊！她已经昏迷多时了，是被《江姐》开演催场的铃声惊醒，还是“江姐”又要“冲破阵阵封锁线，战士飞向华蓥山”？
《江姐》规模宏大，人物比较集中，几乎每场都有“江姐”大段唱腔，不仅需要演员非凡艺术功力，还要有充沛体力支撑。1964年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时候，“江姐”由万馥香、蒋祖缋、郑惠荣、朱慧芬等4位演员，或两或三组合分场完成全剧。而1965年上海歌剧院开排《江姐》，任桂珍饰演“江姐”独挑全剧，最忙的时候，一个星期演七天，一天连演下午、晚上两场。因为没有B角，即使发高烧，也必须抱病出场，一年多时间连演五百场。她非但毫无怨言，还十分自豪。她非常喜欢“江姐”这个人物，她深爱着这位党的女儿。
任桂珍自己也是一位党的女儿。她对党无比崇敬与热爱，为党的英雄儿女歌唱，是她的渴望。当歌声成为自己的心声时，“音乐就是灵魂的完美表现。”舒曼这样说。
时间本身是一种承前启后。上海歌剧院先后涌现了六代“江姐”，后五代全由第一代“江姐”任桂珍精心培育。2013年，歌剧院决定复排《江姐》，剧中“江姐”的角色全院公开竞选，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何晓楠、周琛荣幸入选。任桂珍接手指导第六代“江姐”的时候已八十开外，本应退休养老、尽享天伦之乐，她却抱病为扶持中国歌剧艺术的新人呕心沥血。
晓楠三年之前曾登门求教过这位大名如雷贯耳的老师。2010年，她自选歌剧《江姐》的核心唱段《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和《绣红旗》，作为个人毕业独唱音乐会的重要曲目。她未料老师开门的第一个问题，触及个人信仰：“你信不信这个事情？你相信，就做这件事儿。不相信，咱们就不扯这个事儿。”任桂珍说的“这件事儿”，就是指“江姐”为祖国解放奋斗、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我相信。”晓楠回答。任桂珍满意地点点头。她授艺从培育政治信仰开始，引导演员在排练过程中自觉接受英雄的思想熏陶；要求演员唱英雄、学英雄。去年，晓楠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舞台艺术的表达是演员一种体验的能动反映。然而，晓楠与周琛当时都是年方30左右，距离“江姐”浴血奋斗的年代甚远。如何准确表现人物在特殊环境里的心理活动，是任桂珍最担心的难题。歌剧院的排练厅在四楼，没有电梯，任桂珍让女儿搀扶着，一步一步走进四楼排练厅启发演员，帮助体验。每次演出，她总要坐在观众席里，细细观摩，评判表演，或在现场，或回家当夜通过电话与两位“江姐”交换意见。有时候在第二天一早，电话“传唤”晓楠与周琛到她家“抠戏”。
有一次，周琛在第二场演唱“哭老彭”时，情绪失控。老师帮她细细分析人物：看到自己的爱人被杀，应该痛不欲生，但毕竟是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如果放纵自己的悲情就会被敌人发现。所以在表演的时候要有所控制，随剧情发展快速收住情绪，这样恰恰可以表现一位共产党员的大义与成熟。这种情感的控制本身，就有震撼的艺术力量。按老师的指点，周琛一步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后，她在台上表演“哭老彭”这个唱段，总是赢来满堂彩。
《江姐》是一部大型民族歌剧。晓楠与周琛在音乐学院都是学民歌唱法的，应该是“对路”的。但是“江姐”的许多唱段，特别是表现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决心，很多唱词在高音区运腔。任桂珍要求晓楠与周琛掌握一些西洋的唱法。任桂珍的爱人饶余鉴先生曾在意大利深造声乐艺术十多年，经他辅导，晓楠与周琛的民族唱法揉进了意大利美声唱法，两位的声音坚挺地竖了起来，高音区的唱腔更挺拔了，声情并茂地塑造了“江姐”所向无敌、坚不可摧的凌云壮志。任桂珍的家是第六代“江姐”深造的一间课堂。
晓楠老家在抚顺，周琛是个川妹子，她们俩都在上海举目无亲，任桂珍的家就是她们的温暖港湾。每次上她家排练、交流之余，总是一起吃吃喝喝，嘻嘻哈哈，亲如一家。临走，还要带上水果、糕饼等。
就在这次住院之前，任桂珍还在跟两位学生探讨表演艺术。她退休之后直到接近九十高龄，对艺术的热烈追求始终不断，对艺术人才的倾情培育始终不断，对政治信仰的深情传输也是始终不断。
我耳边响起了任桂珍在《江姐》舞台上那一段动人的告白：“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这是一位共产党员对使命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