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上海滑稽剧团《弄堂里向》 官方图
弄堂里向、弄堂里向。像我这般年纪的人，有几个不曾住在弄堂里向，有几个不曾头也不回地走出弄堂里向，又有几个五味杂陈地回到弄堂里向？
上海滑稽剧团的新戏《弄堂里向》9月26日在美琪大戏院首演。仅这个剧名，就可以让无数中老年上海人为之心动、为之情牵了。
《弄堂里向》戏剧结构普通。剧情时间跨度大，从1982年至今近四十年；地点广度小，是一条叫作“永乐里”的老弄堂，几幢石库门，几户平民家，嬉笑怒骂相闻，柴米油盐相关。伴着时间的推移，弄堂居民的生活发生改变，从“四喇叭”“喇叭裤”“万宝路”，到“可可可乐”“巴拉巴拉”，再到“认购证”“商品房”……由慢而快，由松趋紧。剧中的丁国庆、徐国庆、梁方芳三个小人物，从二十多岁到花甲之年的命运及情感纠葛，映现出近四十年来上海人的形象、行为乃至精气神——概言之，老弄堂、小人物的大时代。
《弄堂里向》的主创，无论少长男女，均为像我这样曾住在弄堂里向的上海人。因此，从剧本的语气到演员的语气，气息贯通，活灵活现。滑稽戏的笑料最是要紧，要紧之处在于气息贯通，方能活灵活现——随戏剧矛盾展开，按生活细节展开，表里紧贴，略无生造之嫌和硬噱之气。其中的“数红包”一段，巧妙地借用了姚周《吃酒水》的桥段，只用两分钟便揭示了改革开放最初，人们手头的拮据和送礼的尴尬，又在底蕴上显示出滑稽戏与独脚戏的历史共生关系。又如“避雨过夜”一场，极尽戏谑地表现上海人居住条件的恶劣，又不露痕迹地反映了当年城市公用事业的问题。城市建设的痛点与人物的窘迫笑点融为一体，经过艺术化处理产生了“含泪的笑”。这段场景，相信没有相同或相似生活经历的人是写不出来、演不像样的。《弄堂里向》似此桥段较多，观众心为之开的同时，而又心为之酸、为之甜、为之辣、为之苦，从而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巨变产生更深的感触，对美好的获得产生更多的珍惜——这就是戏剧的教育作用所在。
滑稽戏虽然重在娱乐，笑料多多益善，但若不能从真实感受出发，则不能令人动情，遂不能令人受教。作为上海滑稽剧团为庆祝建团70周年推出的力作，《弄堂里向》从编导演到舞美灯、服化道，均注入了极大的心力，旨在继承“上滑”及前身“蜜蜂”的立团之道，即来自生活、反映民生、针砭时弊、弘扬美善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继承了姚周辈及“双字辈”自然、多变的“为观众酿蜜”的艺术风格。钱程、小翁双杰的表演专注而又松弛，拿捏人物准确又有较大弹性，蓄噱、放噱夸张而又流畅自然。
我还想起三年前同样是“上滑”推出的一部《皇帝勿急急太监》。该剧的主创班子几乎与《弄堂里向》相同，且在创作理念和演绎风格上保持了一贯性——一是着重“小人物”的世俗性，不随意贬低也不刻意拔高，令人物的善恶随剧情的发展自隐自显；二是着重生活的质地感，不完全照搬也不完全虚构，使艺术的提炼由演员的表演时起时伏；三是着重人和事的心理逻辑，不自我矫揉也不搔人痒处，使闹剧的笑料跟人物的性格和事件的发展随生随发，在戏谑喜感的肌理中渗透着真情实感。与《弄堂里向》比，《皇帝勿急急太监》的人物和情节设置都稍嫌过火，而“什锦戏”又过于“干净”、演唱过于“正宗”，难以成为全剧的有机成分。反观《弄堂里向》，不但在人物和情节上更自然可信，且在“什锦戏”上下足了功夫，特别是将沪剧唱腔与苏浙沪各路民间小调调和起来，变化多端，首尾呼应，既发挥了男主演的演唱才华，又以“杂糅”“变调”同时为“滑稽”和“戏”服务，从而实现了唱词戏谑化、唱腔夸张化、表演对口化的“去原味”任务，产生了滑稽戏审美中比较少有的“熟悉陌生感”或“陌生熟悉感”。
众所周知，表现小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是滑稽戏的生命之源，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滑稽戏表现小人物的立场和角度各有不同。我以为，包括滑稽戏在内的当代戏剧，在如何对待所塑造的人物方面，采取何种立场和哪种角度是非常要紧的。也许有一句戏谚，在无意中道出了当代滑稽戏的方向：“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难题，都将成为属于个人的闹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在同时，个性的张扬度和选择的多样化所致的“幸福的烦恼”也越来越多，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层化所致的“无解的难题”更大大增加，需要包括滑稽戏在内的戏剧人善加观察、挖掘、提炼和表现。唯有触碰了上述难题，滑稽戏才能令观众在对人物发出笑声的同时，对这些同样曾缠绕、正缠绕自己的这些难题印象深刻，对身边其他人所处的这些难题印象深刻，对滑稽戏的滑稽和意义同样印象深刻，在笑声中与剧中人物达成一种彼此平等、理解、同情甚至尊敬的状态，最终心平气和地走出剧场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