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宁波籍中国著名工商业家叶澄衷（1840-1899），“晚年念幼年未曾识字，作业艰苦，年逮六旬，发愿输财立此学堂，欲以识字启蒙，了其心愿……”于是诞生了位于上海虹口区唐山路上的澄衷学堂。学堂主教学楼“蒙学堂”名称，由此而来。蒙学堂是一座二层楼，四进式，中间有三个大天井、中西合璧的建筑，建成于1901年。
1961年我考入澄衷，进入蒙学堂，开启了难忘的蒙学之路。虽然当时正值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我们依然在蒙学堂意气奋发地接受到了最好的教育。
澄衷创办伊始，就秉承《澄衷学堂章程》》中“训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义”的办学方针，以育“人”置于最高目标，重视学生品德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其中有一条就是开辟正课以外的“第二课堂”。学校在《训育实施办法》中，就有“时请校外名人作学术上及修养上之演讲，以资策励”的校制。据校史载，从1914年至1937年间，就邀请了蔡元培、胡适、竺可桢、陶行知、黄炎培等150多位校外名人作演讲，形成了特殊的教学风格。在蒙学堂，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第二课堂的魅力。
当时，每周固定有一个两课时的班会课。班会课除了统一听学校领导的广播报告外，澄衷老教师、我们的班主任林学铭（他是教地理的），常常会请非任课老师来讲课，讲题不固定，五花八门，深受同学的欢迎。记得有一次，他请了一位已经退休了、胡子花白的澄衷老校长，给我们上班会课。老先生走上讲台，一句话不说，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万丈高楼平地起”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然后围绕着这七个字开讲。这堂课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这几个字却深深地镌刻在每个同学的心里。几十年后，老同学相聚，已经成为大干部、又是欧美同学会领导的沈同学，一开口就回忆起这几个大字，深感这堂课对他人生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其实何止是沈同学，我们每一个同学，不管从事什么职业，走了怎样的人生之路，这几个字永远伴随和激励着我们的一生。
我班有一位女同学叫潘碌，她的父亲潘逖书，是母校外语教研组组长，也是中国少有的世界语权威，“文革”后被调到华东师大任世界语教授。林老师也请潘老师给我们上过班会课。记得潘老师一开始就问我们，知道在旧社会叫我们老师是什么吗？他笑着说：“叫阿拉是‘瘪三’，一支白粉笔，一件破长衫，笔衫……”同学们笑了。从潘老师的讲课中，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还有世界语这个语种。他特别强调外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勉励同学们眼光要放远，把外语学好，将来好为祖国服务。今天回想起潘老师的话，真的是意味深长。
顺便提一个小插曲，大家还记得吧，前几年为一诺千金，把一位犹太校长离沪时委托保管的两千多册图书保管了七十年的故事吗？被托管的先生就是潘碌的公公。公公故世后，就由她和她的先生继续保管。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深深为中国人民对犹太难民无私帮助的行为而感动。林老师和潘老师都不在了，但他们一定会在天上为他们的孩子和学生感到骄傲。
澄衷除了蒙学堂，还拥有一幢西式的四层教学楼“世美堂”。作为完全中学，学校有先进的理化实验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除了一个四百米环形跑道的大操场外，还有一个硕大的室内健身房；甚至还有一般学校不大可能拥有的打靶场、游泳池；一座有数百个座位的小剧场，记得当年还排演过《霓虹灯下的哨兵》……每天下午放学，是同学们最开心、最放松的欢乐时刻。大家奔向图书馆、各兴趣小组、大操场、健身房……而蒙学堂中的三个大天井，更是大家打羽毛球的必争之地。
在蒙学堂求学三年，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打下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还培养了伴我一生的艺术爱好。在学校的美术小组，我学会了在宣纸上画画；毛笔字也第一次出现在学校的书法展览上。也是在那时，我受学生会和少先队大队部的指派，出席了市青年宫首届青年书法学习班成果汇报展和书法报告会。就是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书法泰斗沈尹默先生，听了胡问遂老师作的报告。更难忘的是，我认识了书法恩师任政先生。
今天的母校，继承优良校风，恢复了第二课堂——澄衷讲坛。邀请社会上的各界人士，特别是校友，为同学们作讲座。2017年，在离别母校五十三年后，我作为校友，受现任校长潘红星老师邀请，为学弟学妹作了一场《艺术欣赏和修养》的讲座。当我走上讲台，讲了一句“我今天是来向母校和老师，汇报我的课外作业……”时，不禁潸然泪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新建教学大楼，历经风雨沧桑的蒙学堂被拆除了，非常可惜。但它的“蒙学”精神，永远留在澄衷学子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