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非传统安全危机，震中散布多地，波及面广，影响持久。由于各国应对模式各异，取得的效果也迥然不同，其中，东亚国家对疫情的有效管控尤其亮眼。本期“论坛”特请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弘分析疫情应对中的东亚模式。
陈弘
各国应对疫情四种模式 管控力度不同效果迥异
问：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模式，主要可分几种？
答：大致可以梳理出四种：第一种是中国模式，标志性方法是不惜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的严格管控，以举国体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发现病人就果断收治，同时对接触者进行追踪和测试，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在全国网格式布控，采用大数据、数字化手段，做到疏而不漏，有序有节。目前这种模式在中国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武汉住院患者清零，表明中国模式强力高效。
第二种是所谓群体免疫模式，虽然曾在英国被提议，最后因疫情严重暴发半途而废。然而在北欧一些国家如瑞典，群体免疫依然在采用。北欧人口稀少，人们往来频次很低，因此不必实施封闭隔离。这些国家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理性判断，因此营业场所、学校等基本没有关闭。
群体免疫可能有依据，但风险大、代价高，盲目实施必定会引发聚集性传染。而欧洲老龄化十分严重，独居老人往往只能在缺乏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出门购物，极易受到感染。
第三种是混合模式，例如在美国，联邦层面、州层面、州与州之间分别采取不同方式应对。优点是能够就具体疫情作出适合当地的决策，但是也必然伴随严重的负面后果，各层级、各州之间常常缺乏协调，物资和人员调配无序，造成巨大的层级性、地区性差别。目前美国面临的严峻情势正是这种失序的恶果。
第四种，其实是中国模式的衍生，即东亚模式。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取了具有一定共性的措施，一方面自上而下采取严格管控，一方面在疫情相对不严重的地区不作严格限制。该模式的重要特点是民众普遍积极配合，因此总体对疫情控制收效显著。
集体利益超越个人利益 政令通达社会各个层面
问：为什么把第四种模式称作东亚模式？在各个国家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答：称作东亚模式，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而是从这些国家抗疫过程中所体现的共性，可以看出东亚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因作用，因此也称作中国模式的衍生。
东亚国家在传统和文化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民众普遍认同集体主义精神，认为个体与集体并非对抗关系，个体构成集体，集体容纳并呵护个体。以此为前提，东亚国家一般不会出现为主张和强调个体暂时的自由，而无视甚至对抗符合集体利益的规则的情况。人们较为主动、自觉地自我约束，规范个体行为和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在充分保证个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人们对个人信息的观念相对灵活，不至于以隐私为理由拒绝与公共卫生部门及政府官员合作。
作为治理者，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管理通达社会各个层面，上传下达，令行禁止。正如《论语》所说，“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各地方层面关系相对协调一致，在人员和物资调配问题上明显有大局观。
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在危机时刻，家庭、群体和国家的利益往往会超越暂时的个人利益。这种个体观、集体观和世界观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文化集体潜意识中，往往在遭遇重大紧急事件时会释放出来。以下具体来看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的防疫措施。
韩国：统筹防控 封放并存
2月，疫情在韩国第四大城市大邱猛烈暴发，韩国随即将预警提升到最高级别，成立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全国性的防疫体系即刻生效，这一自上而下的布局保证了全国统筹战略的顺利开展。韩国吸取了中国的经验，力求在疫情暴发初期查找病毒携带者，在各地设立各类便捷检测点，向公众开放检测。一旦发现确诊患者，立即追踪、检测和隔离接触者，对病人进行全封闭治疗。这样，从源头入手，通过有效的检测手段准确发现病源，阻截病毒的传播路径。
和中国在武汉采取的措施相似，韩国对大邱采取“最大程度封锁”措施，军方的大邱医院改建成专门医院，全国医疗工作者志愿赶赴大邱支援。甚至还出现了中国方舱医院的升级版，对轻症患者也给予单间隔离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推出了自我诊断的手机APP，在追踪患者和密切接触者时，采用大数据和手机定位系统配合调查，疫情信息、检测结果、患者移动路径等通过手机传送到民众手上。这一措施得到民众普遍接受，鲜有以个人隐私为由拒绝配合的情况。
自上而下，统筹防控，封放并存，民众配合，这是极具东亚色彩的韩国抗疫方法。
日本：民众配合 高度自律
疫情暴发后，起初日本为确保奥运会如期举行，采取所谓“佛系”“柔性”抗疫方法，不检测、不隔离、不追查。直到4月初，政府开始强力干预，宣布东京、大阪等7个核心都府县进入紧急事态。4月中旬，紧急事态范围扩大到全国，对人员流动、人群聚集、营业场所等采取严格管控。和韩国一样，紧急事态并不意味着封城，民众外出不受限制，重要商业和公共部门照常运营。当然各都府县可自行决策，对民众行动、学生上学等进行强制性限制。
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预虽然有点晚，但是收效显著。通过全面铺开防控网络，检测和发现聚集性感染，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和隔离，从而有效地切断病毒传播路径。
从日本的法理来看，紧急事态并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因此政府部门的干预需要民众自觉的遵守。在社会和文化层面，日本民众普遍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观念，服从观念较强。日本常年经受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民众应对危机的意识和配合度较高，而世界一流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则为日本抗疫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物质基础。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分析了日本人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内在自制力”，认为日本是一个“道德作为绝对标准的社会”，而道德感的源头正是来自集体、等级、社会，这也是日本民众具有高度团结自律的国民性格的原因，也是当前抗疫斗争亟需的品质。
新加坡：亲和入微 威严果断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月曾表示：“新加坡不遗余力检测每一起类似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病例。我们希望看到考虑周详、以循证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措施，中国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新加坡的也是。”新加坡强化自身检测能力，严格执行隔离措施，追踪循证每一起病例的感染源和接触人群，坚决执行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换言之，新加坡抗疫措施其实毫不“佛系”。
从执法上看，对违反居家隔离令者新加坡是出名的严厉，甚至被某些西方国家说成极端威权。但是非常时期行非常事，这种做法的威慑效果能够确保法不容情，令行禁止。
新加坡政府推出的手机APP能够对机主定位，迅速有效追踪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2019年通过的《互联网假信息和外部干预保护法案》，在抗疫过程中打击假新闻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该法案曾被西方媒体指责侵犯言论自由，但是事实证明，谣言猛于病毒，必须坚决打击不实乃至恶意的谣传。
如果细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面对全国的多次演讲，会看到他经常在谈论政府决策后，就开始叮嘱大家不要囤积方便面、罐头食品和卫生纸等物品，要勤洗手，不要触摸脸和眼睛，俨然一个村长在嘱咐族人。他在社交媒体上要求国民在与疫情的斗争中发扬“甘榜精神”，“甘榜”是马来语，意即村镇中人守望相助、守护家园的传统，和儒家的家国情怀并无二致。这种家族式的治理方式亲和入微，又不失威严果断。
图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着浓厚的集体主义理念。 GJ图
共享有益价值观和思想 危机时刻能够团结协作
问：东亚模式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和东方文化在应对疫情中有什么有益的价值？
答：儒家思想是一个价值体系，强调自我约束，规范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在东亚，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人们更认可集体主义，认为共同利益更为重要。在危机时刻，家庭、群体和国家利益往往会超越暂时的个人利益。
在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抗击疫情时，当政府呼吁和要求民众采取集体行动，接受检查、隔离等措施时，这些国家民众的反应较为一致，普遍较为理性，有责任感，能够团结协作，采取一致行动。
儒家文化提倡中庸之道，重视内心健康，行为举止较为低调，这在应对危机时，对保持平和的心态和灵活的弹性有很大帮助。
亚洲在文化上敬老，老人被视为智慧的象征。而在西方，年老是衰颓的象征，西方某些人甚至鼓吹在抗疫中放弃老年人，这显然是一种冷血、反人类的论调。
东方文化讲求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这样的思维使人更重视集体和群体。任何人都追求利益，向往富裕的生活，但是孔子、孟子认为公平、正义、道德比物质利益更重要，义是君子的最高价值与品质。正是在这种义利观影响下，医护人员毅然逆行，守护家园，这种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是有文化渊源的。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并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在疫情威胁生存的危机面前，人类应该、也能够共享有益的价值观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