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青少年时代，几乎天天要与老虎灶打照面，泡开水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老虎灶楼上住着我的同学李建刚，他家有满满两竹篮的连环画供我借阅，当然也是要付代价的。他从《三国演义》《铁道游击队》等连环画中选中某一页，叫我画在蜡光纸上供他刻成剪纸，因为是画在蜡光纸背面的，所以得画成镜像，比如刘洪举枪向鬼子射击的时候，我就得画成左手拿驳壳枪。上世纪六十年代，刻花样是男孩子的一大乐趣。
老虎灶的烟囱穿破屋顶直指蓝云。周惟波写过一个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所谓炮兵司令就是老虎灶老板。建刚的家在二楼，烟道从他家穿过，冬天室内很暖和，夏天就不好过了，墙壁烫得可以烙饼。整个暑假，建刚就在弄堂里做市面，做作业，刻花样，下象棋。暴雨突至，就端起小凳子冲进老虎灶。
这个老虎灶与上海所有的老虎灶一样，当街砌灶，埋两口锅，锅上接木桶圈，灶膛正对着街道，真像一只老虎的血盆大口。老板手执钢钎捅炉子的时候，烧红的煤屑纷纷落下，遇到膛内的积水发出嘶嘶声响，我很喜欢听这淬炼似的声音。
店堂里靠墙摆两张八仙桌，供茶客喝茶。后面还有小半间，冬天孵黄豆芽，夏天供人洗澡，一块旧布帘，用墨汁写了“盆汤”两个大字，实际上只有一只木桶。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大块头脱去汗衫，背部布满刺青，是两条张牙舞爪的蟠龙！这让我想起旧上海的“白相人”。
老虎灶老板也是个大块头，槽头肉端的厚实。那时已不能叫老板了，大家都叫他“黄胖”。黄胖在上海方言里有特定指向，某人得了“腰子病”（肾病），食不进盐，面孔又黄又肿，便叫“黄胖”。老虎灶老板姓庞，据说还是当时一位电影明星的堂房亲戚，所以才落了个“黄胖”的诨名。
黄胖系一条围裙，从早到夜立在灶头旁，老板娘只管烧饭洗衣裳。烧开水技术含量不高，但黄胖也有几项独门秘籍。他会给人家冲藕粉，冲得滴溜丝滑，不结块，不溏稀。秋冬季节，街坊大妈端着一脸盆毛蚶来老虎灶请黄胖泡毛蚶。蚶壳微启，一剥就开，饱含鲜汁，大妈会留几只给黄胖下酒。
再比如，小菜场里的师傅常常将一大桶黄鳝抬到老虎灶，黄鳝紧张不安地扭动身躯，黄胖先泼一勺冷水激一激，然后一铅桶开水倾盆而下，压上盖子，桶里似有无数条皮鞭在抽打，热气从桶盖边缘逸出，腥臊气慢慢转化为若隐若现的甘香。黄胖烫的黄鳝皮不破肉不烂，划起来相当顺手。有时候小菜场里也会进一批鲨鱼，鲨鱼需要退沙（其实是细鳞），比黄鳝难弄，菜场里的师傅就交给黄胖。黄胖成竹在胸，举重若轻，烫好后，从墙上摘下一把半尺长的半月形牛角刀，唰唰几下，鲨鱼便露出玉白的内皮。鲨鱼可红烧，也可沃羹。鲨鱼是发物，我家从不进门。
黄胖大显身手的一场“好戏”，今天的年轻人想破头也想不出来。有一次弄堂里的阿毛娘抱来一大捆帆布请黄胖“退砂”，原来这是工厂里处理掉的布基砂皮，大块小块一团糟。黄胖将砂皮泡在开水桶里，然后摊平在地上，硬是用牛角刀将金刚砂一寸寸刮干净。一场忙碌过后，满头大汗，黄胖捶着腰对阿毛娘说：“我今朝要死在你手里了！”这十几块帆布被阿毛娘染成黑色，做成衣服裤子。
阿毛娘的男人死得早，丢给她三颗“光郎头”，日子过得真艰难。
窦尔敦有虎头双钩，黄胖有牛角刀，据说是一个走方郎中送给他的，年纪比我还大。他还用牛角刀为人家刮痧，手到病除。有一次我中暑，掼头搭脑，他把我按在八仙桌上，汗衫撩到脖根，一刀划过痛得我哇哇直叫，第二天就生龙活虎了。
黄胖还会给人家治疗落枕，按摩推拿，老虎灶还备有专治烫伤的药膏，这些都不收钱，只要求你买几角钱的竹筹。一枚竹筹泡一热水瓶开水。两寸长的竹筹上烫有店号字样，那是老时光的印痕。泡开水的来了，黄胖接过竹筹朝灶台上的铁皮罐里一扔，百发百中，就跟汪曾祺在小说里写的一样。
黄胖还会烫浆糊。石库门人家多板壁，逢年过节需要重新糊一层印花壁纸，这种浆糊要烫得薄，有足够的黏性。钢精锅子里倒点面粉，用冷水拌匀，移至灶台的入料口上慢慢搅拌起泡，冷却后就可用了。妙的是黄胖还会在浆糊里加一小匙黄柏粉，据说能防霉，还有很好闻的气味。也有人抬了一只木桶，倒了一包雪花似的化学浆糊粉请黄胖调开。黄胖知道这桶浆糊要拿去贴大字报，便双手抱胸：“这个我不会。”
如今在上海中环以内再也找不到一家老虎灶了，但我还记得黄胖这个人，还有那把神奇的牛角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