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吴越（左），叶永烈（中），上海作协组织人事处负责人胡斌（右）在“游泳池”书房
2018年11月9日，我和上海市作协组织人事处负责人胡斌一起拜访了叶永烈先生。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年，叶永烈入选“四十年四十人”标志性人物，而他的组织关系属于上海作协——“属地管理”，同在作协的我这才有幸承担了采访他的任务。老式电梯上到六楼，敲开那扇木门，光亮处，戴黑框眼镜、穿着类似飞行员帆布夹克式外套的叶永烈先生周到地迎候我们。这一霎，时光倒流，儿时书架上被我通读过数遍的那几本历史人物传记依次转过脑海，叶永烈三个字，更像是宇航员留在月球表面的脚印，永恒地停留在那人迹罕至之处。不敢相信，他就在和我交谈。叶永烈先生声音宏亮，略带一点“温普”口音，态度很和气，但说的每个句子都是站着走的，有股铿锵的气韵；他不仅口齿清晰，而且条理分明。
和这样的前辈交谈，无须绕弯子，也不必多多寒暄，我们单刀直入，请叶先生回忆一九七八年前后他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同步的分水岭。当记忆的云雾悄然散开，陡峭的山峰乍然显露，叶永烈从未忘记过那些转折点上的每一个细节，他拿出自己精心收藏的照片、单据、图书，一边展示一边解读。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也对他的写作生涯与涉猎题材提出了穷追不舍的问题，叶先生从容应对，真挚坦城。他对我再三提到“求真”是他一生写作的追求与准则。而我看着毫无暮气的叶永烈先生的面容，深切感觉到，他是当之无愧的时代之子，他的人生理想与一个大国的开阔视野和壮烈胸襟一脉相承。采访告一段落后，叶永烈先生带我们参观他几个书房，其中包括著名的“游泳池”书房，还有不那么著名的“文件柜”书房。
直到这时，他的飞行员上衣口袋里还装着一个老式采访机——采访开始时，他就开诚布公地告诉我，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我们也欣然接受了我用手机录音、他用采访机录音的“双保险”场景。这个动作，可能比他的很多话语还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他是怎样去工作的、那些书是怎样写出来。
采访结束后，我和叶永烈先生的交流在手机微信里偶尔继续，我会告诉他又看到“夜光杯”上发了他的哪篇文章令我莞尔，他也会把他的一些感想随手发来。最后一次交流是在去年八九月间，叶永烈老师告诉我他“在病中”，并深深鼓励了我一番。现在读起来，这是他在生命最后留给一个后辈最好的礼物，而我只能在忽然涌起的热泪中领受他的美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