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计票至今仍未结束，而美国媒体测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获胜，拜登也已发表胜选演讲。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拒绝认输，并在多个州就计票问题提起法律诉讼。美国大选到底由谁说了算？本期“论坛”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河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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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法律挑战”翻盘希望渺茫
问：美国大选谁说了算？拜登和特朗普的法律纠纷会影响结果吗？
答：美国从独立至今，总统选举制度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从贵族共和转向了民主政治。如果非要说总统选举由“谁”说了算，那么美国宪法规定其直接责任者是由各州代表组成的选举人团；如果选举人团出现“平票”或者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则由众议院投票选出总统。
最高法院和州法院能够通过决定选举的合法程序而影响大选结果，但是在选举启动之后，就很难再通过法律诉讼来改变结果。最高法院介入的主要是程序合法问题，至于大选中的欺诈、舞弊之类，基本上都不属于最高法院管理范围。
当前，特朗普阵营大张旗鼓宣传的“法律挑战”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是程序问题，比如宾夕法尼亚州是否能将接受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扩展到大选日后第三天；第二是依据州选举法要求重新计票；第三是控告选举欺诈，包括不具备选民资格者的投票、不在籍人员的投票、死人投票或直接的选票造假。
其中，第三类控告要为足够多的“问题选票”找到站得住脚的证据，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虽然每次大选都会爆出选举欺诈或舞弊，但是从来没人真的能通过法律控告来改变结果，甚至觉得没必要尝试。
至于第一和第二类问题，宾州人口大县的所谓“后到选票”，每县最多几百张，如果保守派掌握的最高法院直接支持特朗普，那么不仅没什么实际作用，还会让最高法院显得“政治化”，起到反作用。重新计票也同样如此，过去数年美国各级选举多次出现重新计票，但是受影响的选票一般不超过500张。因此，对于特朗普阵营来说，在任何一个有争议的摇摆州都不可能通过重新计票来翻盘。更不用说如果重新计票不是达到门槛自动触发，而是根据共和党的要求进行，那么还要消耗大量财力和人力资源。在“法律挑战”希望渺茫的情况下，特朗普能否筹集到法律战需要的6000万美元资金都要打个问号。
众议院投票选总统有先例
问：美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类似情形？又是怎么解决的？
答：历史上，美国出现过两次由众议院投票决定总统职位归属的先例。
一次是1800年，当时杰弗逊和伯尔在选举人团投票中均获得73票，在随后的众议院投票中，汉密尔顿说服原本支持伯尔的马里兰州和福蒙特州联邦党人议员缺席投票，才让杰弗逊当选。这也导致4年后，汉密尔顿和伯尔决斗并因此死亡。
另一次是更早的1824年，当时选举人团投票中无人得票超过50%，排名前三的杰克逊、亚当斯和克劳福德进入“第二轮”众议院选举。在克劳福德因病退出后，亚当斯与排名第四的辉格党众议院领袖克莱达成“腐败交易”，允诺任命后者为国务卿来换取支持，最终反超支持者最多的杰克逊。这一结果令舆论大哗，直接动摇了选举人团制度的合法性。
当时的选举人团就是直接由所有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一人可以投两票，按票数高低选出总统和副总统。对于当时有选举权的美国公民而言，他们并不能通过大选来决定总统是谁，只能通过国会议员来间接发挥影响。更何况，最初美国各州的参议员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这就使得民众更难发挥作用。显然，这种制度无法长期维持。1824年大选后，美国各州就开始朝着选举产生选举人团代表的方向发展。
可见，虽然美国总统归属是由选举人团投出，但选举人团如何产生、选举人团代表能否根据自身意愿投票，仍然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到1860年，美国各州的选举人团代表基本由州议会指派，同时负有根据本州投票结果在选举人团投票的责任，而不能根据自身意愿“随意”投票。当然，总有代表在选举人团投票时“任性妄为”，但这类投票会被视为无效并遭到惩罚，也从来没有影响过大选结果。
除了已经比较罕见的众议院“第二轮决胜”外，美国历史上还有一次例外中的例外。1876年大选，民主党还是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大本营，出现大量恐吓、欺诈甚至暴力杀害黑人选民、抢夺选票的事件，导致民主党候选人蒂尔顿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纳和南卡罗来纳三个州赢得的选举人票是否合法成了大问题。如果不合法，那么蒂尔顿的得票就比必须的185票少1票。最终，国会决定组建由7名共和党议员、7名民主党议员和1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组成的15人委员会来裁定这一系列问题。由于事关已经引发过一次内战的南北关系，两党最后在投票前达成“1877年妥协”，由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斯入主白宫，同时彻底从南方撤出联邦军队，结束对南方叛乱各州的军事管理和政治重建。以此而言，美国大选也并非完全可以由一套制度来百分之百地保障，在极少数“历史的紧要关头”，依然需要政治家相机决断。
至于最高法院介入的主要是程序合法问题，在历届大选中，最高法院也就在2000年布什和戈尔“势均力敌”的对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佛罗里达州因为机器故障，相当数量的选票没有被正确识别，如果进行人工统计，很可能直接改变选举结果，让戈尔赢得佛罗里达，进而成为总统。围绕如何重新计票、是否重新计票问题，民主与共和两党展开法律攻防战。最终，最高法院作出两个裁定：一是以7比2裁定，所有选票必须用相同方式重新统计，不能仅仅人工统计“问题选票”；二是以5比4裁定，如果全部重新计票，那么将赶不上选举人团投票，因此不予重新计票。
民调过分高估拜登支持率
问：美国大选民调还靠谱吗？为什么民调再次出现偏差？测不准的大选说明了什么？
答：民调不准是美国大选的老生常谈，不过即使如此，此次大选的民调“失准”也是较为严重的，无怪乎很多专业机构表示民调产业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这一轮民调的主要问题是高估了拜登的支持率。在选前的主流全国民调中，拜登的支持率平均领先特朗普7.4%，个别甚至预测领先10%，但最终结果是拜登领先3.3%。在关键摇摆州如佛罗里达、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主流民调都显著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率。例如在佛罗里达，民调聚合网站RealClearPolitics预测拜登将以10%的差距轻松拿下，但事实上是特朗普赢了3.4%；在威斯康星，民调显示拜登至少领先5%，但实际上只有0.7%。更不用说，一些主流民调还把传统红州德克萨斯“染蓝”，甚至导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专门在选前去了一趟德州，尝试来个“临门一脚”。
图说：选举投票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桑伯里，数十艘游船悬挂着支持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旗帜在希凯拉米州立公园的奥古斯塔湖上驰骋。 IC图
相比较而言，之前饱受诟病的2016年大选预测就显得问题没那么大了。当时，全国民调显示希拉里领先4%，实际结果则是2.1%，而且很多州一级民调也显示希拉里在北方各“战场州”态势严峻。
当然，也可以找到很多理由解释民调的“失准”。第一，所有民调都是一个估计值，通常对结果也会设置波动值，甚至可能上下浮动4%。这样一算，民调的误差也就显得没那么大。第二，也有少数民调更为准确地评估了特朗普的支持率，例如知名民意调查家塞尔泽大选前在《得梅因纪事报》上发表了在艾奥瓦州的民调，预测特朗普将领先7%，正确反映了后者大胜的趋势。第三，主流民调机构对2018年中期选举的预测较为准确，一度让这些机构恢复了自信。因此，问题可能不是民调方式有重大缺陷，而是有特朗普参加的选举具有特殊性。
当然，简单来说，民调失准在方法上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民调机构没有手段接触到特朗普的支持者，例如没有足够时间走访农村，不会和“乡下人”打交道，因此无法准确评估。第二，特朗普的支持者出于各种原因，例如出于对媒体的敌视，拒绝透露真实意图。这两点也是2016年以来的老问题，要解决不容易。
“双色”政治版图或显著重塑
问：目前局面对美国将有什么影响？
答：比起两大阵营之间的纠纷或者民调的再次失准，更为重要的是此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反映了什么样的趋势。
从静态来看，虽然特朗普可能失去总统宝座，但是在国会和州选举中，共和党不进反退，说明特朗普的政策要比他本人更受欢迎、更有民意基础。这就决定了不论是经济民族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仍将是一段时间内美国政治中的强音，也将是对民主党“左翼”政治的重大掣肘。
然而另一方面，民主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美国人口结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所带来的政治红利，民主党的“蓝色”正在向南方扩散。传统“红州”亚利桑那已经“翻蓝”，得克萨斯的两党得票比从传统中西部的65比35变成了46比54。在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这两个南方核心州，拜登和特朗普也是难解难分。这背后是美国拉丁裔人口在西南部的迅速增长，以及南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和加速“蓝移”。
如果说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实现了北上老工业地带，争取到一大批中下阶层白人的支持，那么民主党也借助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共和党的南方腹地增强了政治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双方都能从这次“惊心动魄”的选举中得到鼓舞，美国仍将处于关乎“正确道路”的激烈政治对抗之中，而其结果将显著重塑美国的“双色”政治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