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级官员通过其他人和机构为他募集的大笔资金，竞争到更高的职位，之后，再用自己所掌握到的政治资源，为当初的出资势力谋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答案也许和你想到的那个不同。
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在一片喧哗中即将揭幕。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美国政治体制尤其是大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除了长期困扰美国的“特朗普式”政治极化、互泼脏水的两党恶斗、“黑命贵”运动为代表的社会撕裂之外，金钱政治这一刺破“美式民主”泡沫的痼疾同样积重难返。
美国的选举很大程度上是精英集团的金钱政治游戏，拥有资金的多寡成为选举的第一门槛，足以影响参选人的竞选结果。由于参选人需要组建竞选团队、雇佣媒体助选、兜售政策主张，竞选资金差距导致参选人曝光率、影响力、知名度有着天壤之别，富人或者富人所支持的参选人在选举中往往能够占得先机。截止2020年10月中旬，拜登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已筹款15.1亿美元，特朗普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筹款额更高达15.7亿美元。当然，拥有筹措资金的能力不等于被民众认可，相较于民意，候选人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资本，民意更倾向于一种“两害取其轻”的无奈。
美国法律虽然对个人向候选人捐款有数额上限，但利益团体、公司、工会可以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募集和分配使用民间资金，影响各级选举结果。美国法律原来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筹款与支出有严格的规定，但2010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只要“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将资金直接捐给候选人，不与候选人协调行动，就可以无限制接受和使用捐款。这一判决弱化了法律对金钱政治的监管，导致拥有巨额财力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断涌现。截至2020年10月24日，全美共有2192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款总额约25.29亿美元，2020年大选开销已达15.6亿美元左右。可以说，“超级行动委员会”的出现进一步弱化了法律对金钱政治的约束能力。
金钱政治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导致美国政治精英的世袭化。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精英的家庭成员往往知名度更高，相对更容易筹集竞选所需的经费。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表示，20世纪下半期开始，美国政府已经被“再世袭化”。以布什家族为例，老布什的曾祖父萨缪尔是钢铁和石油大亨，祖父普雷斯特科凭借巨额财富当选联邦参议员，成为家族参政第一人。此后，老布什和小布什先后担任总统，杰布·布什也曾冲击2016年总统大选，这都与其雄厚的家族财富和筹款能力有关。
金钱政治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为利益集团提供了一条“合法干预”选举的现实路径。利益集团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着眼未来，希望自己所支持的竞选人在执政后能够投桃报李，实现利益输送。“超级行动委员会”机制的存在让一些利益集团会可以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支持竞选人，例如“美国优先行动”就在2020年大选期间吸引了诸多愿意为特朗普慷慨解囊的企业。此外，由于国会掌握立法权，利益集团争先恐后向国会议员提供竞选资金。在2019年至2020年，地产行业利益集团向第116届国会总计提供了超过6000万美元，保险行业超过3700万美元，油气行业将近2000万美元。
金钱政治的更大后果是让美国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冠后三天便火速出院，以此喊话民众称不必害怕新冠病毒，亦有人借此鼓吹美国医疗水平极高、医保体系完善。然而，特朗普获得的一些治疗方法及药物是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根本无法获得的，而美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更多人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有限，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脆弱不堪。金钱政治的存在导致无论谁赢得2020年美国大选，其服务的对象都绝非劳苦大众，而是已经处于美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一小部分“出资人”。说到底，美国选举只是富人和精英的狂欢盛宴，资金门槛让居于底层的民众难以获得攀爬权力阶梯的机会。
从2016年总统大选希拉里与特朗普均承诺当选后将力推竞选经费的改革来看，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巨额金钱对于美国政治的腐蚀，或者用国人的话来说，腐败。而对于国内舆论场中还在鼓吹和羡慕美国“民选总统”“廉政高效”的少部分人而言，怎样有意或无意将美国的金钱政治合理化、甚至神化，以导致相当一部分公众对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金钱政治事件视而不见，才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