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调入宝钢，宝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钢铁巨擘。它汇集了我国钢铁战线上的骨干和精英，也汇集了从领导到群众每一个人的理想和才华，拓宽了我们的人生航道。我在宝钢度过了我的青壮年时代，我把我的青春年代的理想和情感都带到了这里，献给了宝钢。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宝钢建设初期和缓建阶段，现场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十分困难的，当时我作为生产甲方代表，坚守在工地的帐篷里上班，与冶建单位一起，春节期间冒着严寒，在五十米高的高炉炉顶，处理、解决可能会影响今后正常生产的重大质量问题，受到当时任宝钢总指挥的冶金部副部长马承德同志的接见和勉励。
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座世界级的大高炉流出了铁水。作为高炉设备的负责人，要保证几百台设备运转正常，我们作业区的同志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在炉前迎着沸腾的铁水，我也迎来了我人生道路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岁月。投产后，设备系统需要进行一次定修，这包括原料、焦化、烧结、高炉和能源等系统，但当时宝钢是单高炉系统生产，定修必须在不停产的情况下进行。按照国外的经验，定修是由点检作业长负责指挥实施的。而我是宝钢高炉设备第一任作业长，就被委以这一联合定修负责人的重任。这么一个由千余人参加，几百个项目的大规模定修由一位点检作业长任总指挥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只能成功，不准失败，否则将造成宝钢全面停产，后果不堪设想。在精细地准备后，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各方配合和协调，我和我们工段的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来，我在此岗位上指挥实施了十八次高炉地区的定修作业，我五十岁的生日也是在高炉检修中度过的。
当然宝钢生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八八年初，由于种种原因，高炉炉顶设备小料钟发生异常磨损，炉顶压力下降，炉况恶化，生铁产量直线下降，严重威胁当时由单高炉组织生产的宝钢生产情况。经过复杂测算和鉴定，我向领导建议：报废的小料钟经修复后可以重新使用。经过日夜奋战和同志们一起努力，小钟修复重新使用，终于成功了。我们的设备是从日本引进的，但这在日本也是没有先例的。那日凌晨，我从炉顶下来，一股喜悦的暖流，使我忘却了料峭的春寒，我看到了旭日冉冉在东方升起。一九八八年高炉产量超额完成，宝钢生产也顺利达到各项指标。
现在宝钢已经雄立于世界钢铁之前列。我本人也得到过各种嘉奖，还获评过上海市“讲理想、比贡献”的个人先进。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后来我又受冶金部的委派，在何麟生厂长的领导下到津巴布韦当专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援外专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将宝钢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功地移植到了国外，得到了各方的好评，为此我还出席过津巴布韦的国宴。我将钢铁梦延伸到了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