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来这个题目纯属偶然。
2019年7月的一天，在照例的傍晚散步中逛进一家书店，在书架上发现一本萧乾先生翻译的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恰好在几天前我刚听过格里格为这部诗剧谱写的同名组曲。灵光闪现，为何不在阅读原著的过程中来聆听音乐呢？于是把易卜生的著作请回家，翻开书本，读一段原著，再听相应乐曲，结果妙不可言。
这一读，读出另一番世界。
从前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理解大多来自乐评家们的解读，但很多是从乐理到乐理，至多介绍一下作曲家的身世、乐曲创作背景，几乎没人介绍文学作品本身。这对我这类既不懂乐理但又酷爱古典音乐的乐迷来说，总有不得要领之感。但是这次偶然的阅读却向我打开了一扇理解欣赏古典音乐的新门。
接下来，我刻意找来西方文学名著，开始一段有趣而快乐的阅读历程：读都德的《磨坊书简·阿莱城的姑娘》，听比才的同名组曲；读歌德的诗歌，听舒伯特《魔王》和杜卡的《小巫师》；读卡札里斯的《骷髅之舞》，听圣桑的《死亡之舞》；读捷克诗人爱尔本的《花束集》，听德沃夏克的交响诗《金纺车》；读意大利作家维尔加的《乡村骑士》，听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后来，这种阅读被扩展到作曲家传记、自传，以及他们的书信集、乐评等等，在相互印证中对乐曲的理解更细微、更深入，每次掩卷聆听时，总有新收获。
日出是音乐家们经常为之谱曲的题材，我一直把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第一首《日出》奉为圭臬，但就是弄不明白，他为何将这首只有一分多钟的曲子写得那么壮丽辉煌。直到重读了尼采的代表作，被他妄称为“第五福音”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明白其中缘由。不读尼采这本书及他的自传性的《瞧，这个人》就不会明白尼采的狂悖与“疯颠”，不读理查·施特劳斯的传记就不知道他原来是个尼采超级粉丝，他如果不对尼采的思想推崇备至就写不出这首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日出》。
歌剧《卡门》取材于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比才谱写的乐曲充满欢乐戏谑，“前奏曲”的热烈欢乐，“斗牛士之歌”的雄壮激越、“士兵换岗”的轻快俏皮，“阿拉贡民间舞曲”的强劲热情，“走私贩进行曲”的机警诡异，唯独第二幕和第三幕的间奏曲如牧歌一般宁静幽远，这问题困扰了我多年。答案其实就藏在原著和剧本中。这段间奏曲响起时，正是何塞脱离军营来到卡门的走私团伙中，与卡门在憧憬他与卡门共骑一匹马在山间浪漫。如此妙景，怎能不用行云流水般的牧歌来烘托？
德彪西的交响诗《牧神的午后前奏曲》被西方音乐史家誉为印象主义音乐的代表作，取材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诗《牧神的午后》，读了马拉美的诗，才明白德彪西为何用长笛作为乐曲的主要乐器，那是因为在牧神的追逐下，仙女无处藏身，化作芦苇隐身林泽，牧神便以芦作笛，用芦笛寄托情思。
重读《一千零一夜》和科萨科夫的自传性回忆录《我的音乐生活》，才知晓科萨科夫的同名交响曲为何那么有张力，以致指挥大师切利比达克在1988年和1990年两次指挥演奏这首只有40多分钟的乐曲时，用时却大大不同，后一次比前一次整整多出6分种，节奏被刻意放慢，似乎乐曲平衡被打破了，但听过后的乐评家却认为，这一慢使得乐曲结构变得宏大凝重，色彩表现也更华丽繁复。同样，俄罗斯指挥大师捷杰耶夫几年前在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这首曲子时一反常规，将第一乐章与第二乐章连起来不间断演奏，感觉非常奇妙。
翻阅西方音乐史，从古典后期起，作曲家们就开始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浪漫主义时期的标题音乐出现后更是如此。因此从文学原著中去探寻作曲家的谱曲初衷，应是解读、听懂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标题音乐题中应有之意。
现在，从书中听音乐已成为我聆听西方古典音乐的标配。在阅读中聆听，开启的不只是一扇门，还是一段新奇的音乐体验。你也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