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图说：全国人大代表李林。(受访者供图)
今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传出这个重磅消息。而重视生物医学大数据安全问题，加强前瞻性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正是上海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李林的重点关注。
非常时期更显重要
生物大数据安全有多重要？“通俗的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生物大数据安全之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就像粮食安全一样不可或缺，非常时期更显重要。”李林说。
我国拥有巨大的人类遗传资源、疾病样本资源。自开展人类基因组研究以来，我国已产出大量的与人类及医学相关的基因组及其他组学研究数据，是名副其实的“数据大国”。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海量的生物医学大数据分散存储于各个机构，碎片化或孤岛化严重，交互共享效率不高。特别是面对新冠疫情，无论是政府科学决策，分子溯源研究，疫苗设计，还是药物研发，我们都需要大量及时准确的病毒监测、疾病流行以及病毒的基因组等信息数据，并在一定条件下合作共享。
“解决生物医学数据安全问题，还是要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下功夫。“李林说，2019年3月他已为此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代表建议。
生物安全立法进行中
生物安全立法，大势所趋。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二次会议期间，已有214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七件有关生物安全立法的议案。
2019年10月21日，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立法明确的价值取向是，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威胁，寻求人类和谐共生。
“生物安全立法，对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林说，有了这样的立法背景，再完善生物医学大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构建生物医学大数据管理、储存和使用规范，加强数据传递、共享的监管，切实保护数据主体的隐私及知识产权，就不再遥不可及。
也是一种“新基建”
如果说，道路、桥梁是“老基建”，那么基于物联网和5G技术的“新基建”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加快国家生物医学大数据基础设施的立项与建设，可以说，也是一种“新基建”。
“目前，国家生物医学大数据基础设施已列入国家发改委后备项目。”李林说，经历此次疫情，更凸显提升数据资源管理、生物安全信息获取和集成分析能力的紧迫性，更需加快国家生物医学大数据基础设施的立项，尽快建成国家生物医学大数据基础设施，科学界定这个重大基础设施的职能；同时，要设置相关的数据安全与伦理委员会及各级信息安全部门，督导、引领、落实国内生物医学大数据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如果说，生物安全立法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供给，国家生物医学大数据基础设施，就是治理能力所不可或缺的战略保障。”李林说，今年全国两会上，将继续关注这项“新基建”。
首席记者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