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是王元化先生百岁冥诞。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元化先生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的住处却反而热闹起来。高朋满座，听他说古论今，享受智慧火花。时任总编束纫秋（老束）是元化先生的挚友，他喜爱京剧，为了鼓励我做这方面的文化研究，就把我介绍到元化先生身边。先生首先告诉我的是，无论搞哪方面的艺术或者做哪方面的研究，首先要对对象有浓厚的兴趣。于是陆续给我说了一些他早期搞文学创作的大致经历。
王元化先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随父母离开北平南下逃亡。在轮船上他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看到了社会的真实，冲动之余，就以愤怒和哀伤的情绪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南行记》，时年17岁。该小说后来发表在当时上海学联主办的特刊《上海一日》上。这是他的处女作。后来陆续有了报告文学《乞丐收容所》，小说《舅爷爷》《花圈》《残废人手记》等。经过这一番创作实践，后来有了他大量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作品。先生对自己后期的《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讲疏》等比较珍视，而对年轻时许多文字却说“不值一提”，多数是照搬苏联文艺理论模式而已。
先生晚年醉心于传统京剧，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听戏。他每年过生日的方式是举行京剧演唱会，都由我充当提调。有一次先生宴请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名伶张文涓女士，席间谈戏甚欢，然后他对我说可以做个访谈，以我问他答的形式讨论京剧文化方面的问题。经过一番努力，我根据他的口述整理出稿子，初名为《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凡12000字，先以单篇陆续在副刊“十日谈”连载，后来成为他担任顾问、由我主编的《京剧丛谈百年录》一书的绪论。近年中国戏曲学院创设“京剧学”新学科，这与王元化先生在京剧文化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基础性的工作不无关系。
2001年我受命创作京剧《大唐贵妃》时向先生问计，他回顾早年与杨村彬先生讨论过有关李隆基性格的两重性问题，说道对于相关题材《长恨歌》的解释向有“政治谴责”和“爱情歌颂”两种，莫衷一是。据他的理解李隆基做皇帝时荒淫懒政，对此应该进行“政治谴责”；可是当李隆基交出帝王的权力之后，唤醒了对杨贵妃真挚的爱情，人性却在身上复归了，这也是值得歌颂的。据此，我在《大唐贵妃》的最后一场“仙乡续缘”里，给李隆基写了一大段成套唱腔，集中反映他的历史反思和人性复归，成为本剧的一个文本创新点。
先生和老束之间是无话不谈的，不过老束的杂文集《一笑之余》向他求序却未果，拖了一年，幸亏蓝云（按：先生晚年的秘书）进行斡旋才使他动笔了。在这篇序文里先生回顾和老束当年在地下文委一起工作的往事和友情，再举例老束在抗战胜利之后写的小说《节日》，有“淡淡的哀愁”在焉。然后笔锋一转，写道正在翘首以待纫秋同类作品时，纫秋却戛然而止，“以后写的都是短评。也许这是由于他的工作需要和时间限定只得如此吧。”他希望纫秋退休之后“贾余勇，再接再厉，继《节日》之余绪，写出更多更好的短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