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听过多少次小提琴演奏，已经无从算起，当我操起赵岐生先生亲手制作的未来琴时，仿佛觉得此刻我就是小提琴演奏大师了。我忙不迭地让他女儿红帆给我照相，说一会儿发到朋友圈，让朋友们看看我像不像大师。
我和红帆是前年认识的。2018年9月，我的散文京味话剧《白鹭归来》在世纪剧院演出。第二场导演专门请来他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友，包括一些导演、编剧、演员和戏剧评论家。演出结束后，我的朋友、《艺术评论》杂志的朱佩君对我说，戏很好看，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评论家赵红帆夫妇评价相当高。不久，我与红帆夫妇就见面了。红帆的先生赵晓宇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专攻舞台设计，现在担任着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设计监督。
红帆两口子做事低调，他们在北京郊区建了一个艺术工作室，一层可以排练话剧，二层则作为老父亲的小提琴工作坊。我约几个文友来红帆家本想与他们夫妇商谈话剧合作的，聊天中，红帆说你们要不要先到楼上我父亲的工作坊看看。我说，当然好啦，按我们北京人的规矩，到朋友家串门一定要拜访老人的。
我原以为老先生的工作坊也就几十平方米，可一上去，一下子就把我惊住了，整个一层至少有一百五六十平米，堆放着各种书籍、字画、琴料、沙发，最令人不可捉摸的是琴架上的十几把小提琴和琴架下的两把大提琴。此刻，老先生正在专心的制琴，见我们到来，他放下手中的活儿，说，随便看，这就是我每天的日子。
岐生先生在外人看来，很内敛，甚至有些高冷。我问，您这琴有专门的销售渠道吗?老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他这琴是专门做给专业演奏家的，他不做普通琴。老先生的话让我第一反应是，他的琴应该是供盛中国那样的大师级的演奏者使用的，价格肯定不菲。于是，我试着问，来买您琴的人跟您砍价吗?老先生倔倔地回答，他从来不砍价，他的琴就在那摆着，明码标价，价高自然有价高的道理。
老先生告诉我，当下中国制作小提琴的人很多，但大多数人制作的都是现代琴。所谓现代琴，就是这琴开始的几年声音还能稳定，可过了几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为此，岐生先生和他的老朋友盛中国先生就提出要制作属于中国的未来琴。何谓未来琴，盛中国在为岐生先生所著《提琴制作声音拾零》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当我们按古典意大利制琴大师的方法(如瓜纳利的尺寸与琴板厚度分布)去制作提琴，这种提琴产生的声音，我称之为未来琴的声音。因为，这需要经过漫长的洗礼。”
据说，现在世界上现存的300年以上的古典名琴只有几十把，每一把价值几百万美元(最贵的当属1741年由意大利制琴大师瓜纳利家族制作的古典小提琴“维奥当”，被称之为小提琴之王，价值上千万美元)。这其中的很多琴，只有在重要的国际演出时，那些大师级的演奏家才肯出大价钱收藏租用。岐生先生制琴，显然不是为了挣钱，他有退休金，女儿女婿很孝顺，他的生活极其简单，长年隐居在乡村，不参加任何应酬，自己做饭，最大的爱好就是抽烟。
我问他，您这种生活方式是受谁影响的呢?岐生先生说，你们知道作家徐迟吧，他1962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人物特写《祁连山下》，是写常书鸿与敦煌的，我当时看得很是痴迷，那文章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巨大。听岐生先生这么说，坐在我旁边的老作家周明言道，他当年就是那个作品的责任编辑。我还告诉老先生，在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上经周明组稿编辑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那是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是呼唤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报喜鸟。
当天回到家里，我就迫不及待地从书架上找到徐迟的人物特写集，将其中的《祁连山下》《哥德巴赫猜想》重新阅读。《祁连山下》开篇第一句，徐迟先生就严肃地提出:一张画之有价值，随后成为无价宝，是完全和绘画的原来的意义相抵触的。绘画有了买卖，绘画成为珍藏品，这就可以置绘画于死命。看到此，我不由想到岐生先生在分手时和我说过的话:每个时代都有波澜壮阔者，但在波澜壮阔的后面也应该有一些甘于寂寞的人，他们就像春蚕一样，把自己短暂的一生都交给他们抽丝的梦想。也许有人觉得我就是个疯子，是个傻子，可我就喜欢这样的人生。
我问红帆，你父亲迄今一共做了多少把小提琴?红帆想了想说，100多把总是有的，这几年他每年只做五六把。我说，那就是未来琴吧。红帆说，父亲的最大理想就是能做一名中国未来琴的优秀制作师，假如在100年、300年后他的琴还能被艺术家演奏，他这一生的心血就没白费。我说，咱们不策划别的话剧了，就以你父亲为原型，写一部《未来琴》如何?红帆兴奋地答道:就听你的，你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