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写信给周恩来拒收每月200元特殊补助,为何不久又还要这补助?-LMLPHP

1963年我调入国管局,工作性质、服务对象改变了。当时国管局主要负责国家领导人、各省市、部委行政经费和国务院各种重要会议的筹备,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一些国家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先生献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宋庆龄女士发表讨蒋通电。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她亲临前线慰问奋起抗战的19路军将士。曾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创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七君子”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94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当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其后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家名誉主席,1981年5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在近70年漫长岁月中,她坚强不屈、英勇战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殚精竭虑,无私无畏,鞠躬尽瘁。

因而,她赢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的衷心敬爱和永远怀念,也受到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和正义人民的仰慕和尊敬。

我调入国管局后,因为分管交际处、服务处、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宋庆龄副主席是我们服务的对象。1963年4月,宋庆龄副主席从上海回京,迁入重新修缮的新居,后海北沿46号,原清末摄政王府花园。这是一座经周总理批准、国家计委列入重点基建计划、国管局主抓的工程。自从宋副主席搬入后,每逢过年过节或换季及其特殊情况,我们都要去探望她,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宋副主席对我们日常的服务工作非常满意,常常嘱托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看望我们。

记得宋副主席每次从上海回京,都要买些上海老城隍庙的特产小食品,如五香蚕豆、怪味豆等送我。大约上世纪70年代初,我患病住进北京医院,宋副主席不仅派秘书看望,还送去当时市场上很难买到的金币巧克力和大桶整粒的咖啡,嘱咐我好好补养身体。

1966年8月的一天,宋副主席让秘书打电话找我。

得到报告后,我乘车很快来到宋副主席的住所,穿过一个大花园,在住房一层宽大的客厅刚刚坐下,宋副主席也缓步从楼梯上下来。“高局长来了。”宋副主席打招呼后坐定继续说:“高局长,现在我应该注意的是特殊化问题,可是你们还促进特殊化的发展。”宋副主席直截了当地讲明她今天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哪些地方促成特殊化的发展,请宋副主席指教。”我弄不明白我们工作中出了哪些错,更不明白宋副主席批评的原意,因此不客气地发问。

“我每月已经拿到一份最高的工资,可是你们还补助我200元特支费。这不算特殊吗?为减轻国家负担,从现在起原来国管局每月发我的200元如数退回,以后也不要了。”

这下我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说:“宋副主席,这不是搞特殊,是按国家规定,分给您应得的一份!”我平缓地解释。

“我要和其他人一样,为什么连我这点小小的要求都不准!如果连你都不听我的意见了,那好吧,我就写信报告周总理。”宋副主席显然不满意我讲的意见,脸涨得通红,生气地说。

“宋副主席,我怎么能收下钱呢?若收下,就等于我承认这项补助特殊。”我企图再次说服宋副主席,但始终未能如愿。只好推辞还有重要的事情等我办,很有礼貌地匆匆告辞。

宋庆龄写信给周恩来拒收每月200元特殊补助,为何不久又还要这补助?-LMLPHP

几天后,我收到周总理的一个批件,上面附有宋副主席的一封信,现回忆大意是:

周总理,多年来我不仅每月拿到政府发给的丰厚工资,每月还特殊补助200元,现在我的生活不困难,每月工资足矣,另发的特支费200元就如数退还国家,以后不必再发了。此意见我向国管局高富有副局长反映过,但是他不听我的意见……

周总理接信后考虑再三,感到宋副主席既然早有想法,恐怕一时难以解释通,于是满足宋副主席的请求,在信的首页顶端批上“暂存”二字,将信转至国管局,我只得按总理的批文办事,将宋副主席的200元特支费暂存国管局财务处。

事情刚刚处理完毕,一天忽然又接到宋副主席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200元特支费还要。这当然是件好事,于是派人把钱送还她。此事究竟怎么起的变化?开始我不了解,时隔不久我弄清楚了。

原来全国妇联副主席史良同志,从中做了大量工作。史良女士是民盟早期的成员,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曾在国民党统治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长期顽强的斗争,名垂青史。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等职,与宋副主席的私交很好,经常到家看望,当得知宋副主席因为200元的特支费犯愁,就为其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规定发你的钱,高副局长哪敢收回呀!”“我劝你还是将钱领回,用不了存起来,汇成一笔钱再上缴国家,也好办件有意义的大事。”史良副主席显然为我说了不少好话。

宋副主席听了史良副主席的一席话,要回特支费,自那以后将每月的特支费积攒起来,的确汇成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上缴国管局又转缴国库。

——摘编自《共和国元勋轶事》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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