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开放”，迄今整整30年。近年来，文学作品中出现的 “浦东”，作为现实的投影，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呈现了发生在浦东这片热土上的生活画卷与精神变迁，为我们更为深入地观照历史与现实，体认与把握时代变迁中的上海文化与城市精神，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视域。
书写浦东的最大意义，在于以书写打开“上海”更多的精神空间。从现有作品来看，一方面，借助浦东，关于“上海”的书写不再一味只能从那个渐已固化的“老上海”出发，而开始接通更为复杂、多元的精神面向，以往被过于精致的刻板印象所遮蔽的另一些“上海”的形象浮现出来；另一方面，相比那些将时间坐标置放在开发开放之前的作品，展现近30年来巨大变迁的作品佳作相对较少。我们期待，随着浦东迈开再出发的大步，能够为文艺创作的再现提供更加蓬勃的现实促动。
变革之源：“空间”拓展中的过去与现在
在很长时间里，关于上海的叙事虽呈现不同的特征，但整体的现代性叙述作为其依托的基本逻辑，却也无形中遮蔽了上海文化混融、多元的特性，“螺丝壳里做道场”，成为当代上海文学给读者最直观的刻板印象。关于上海的叙事由此呈现出极大的矛盾性与模糊性。相比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老舍笔下的北京，贾平凹笔下的西安，乃至现当代文本中的武汉、广州、南京、重庆等城市，上海的面貌要模糊、复杂得多。但另一方面，“上海”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激发创作者的灵感，魅力的源泉正在于它所透露出的讲述的可能性是如此丰富，始终处于一种远未完成的“待写”状态。
尽管不同的创作者对于“浦东”的书写，从叙事倾向到审美风格都尽显参差、交错，但在持续的建构中，“浦东”不再只是景观的铺陈，也不止于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上升至叙事的主题领域，渐渐汇聚、释放出更多精神生活的空间。
夏商的长篇小说《东岸纪事》将笔触对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的老浦东，在对浦东风俗人情的描写中，刻画、勾勒了一系列市井人物的爱欲情仇，被认为“扩大了文学上海的地理空间，中断了迄今为止有关上海的文学想象的惯性，呈现出另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郜元宝）小说的叙述对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杂糅，以散点透视的笔法塑造老浦东市井人物群像，开辟出一个不同以往的浦东民间社会与市井生活空间，同时以不少篇幅解释“上海闲话”与“浦东话”的差异，方言土语的适度运用使其对市井生活的表现凸显地方色彩。陈思和评价夏商的《东岸纪事》“刻画的人物，像崴崴、乔乔、大光明、小开，都像是从土地深处长出来的一样，他们的生活毕现于我们的昨天，启示着我们的今天和未来。”《东岸纪事》为上海文学带来一种粗犷凌厉的精神风貌，解构了长期以来狭隘、凝固的“上海”的概念。
薛舒的小说“刘湾镇”系列，也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与上海显赫的都市形象截然不同的乡镇上海的形象。作为从浦东小镇成长起来的作家，薛舒的作品里反复出现一个被命名为“刘湾镇”的地方。通过庸常、凡俗的小人物的生活与情感，薛舒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古朴、温情而又生机盎然的小镇生活风情画。小说讲述的故事通常并不复杂，作者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人物，而是以一种平静而理解的态度讲述着，试图传达一种更宽广的关怀与悲悯。不难发现薛舒笔下的小镇，总是隐含着一种与大城市之间的彼此对照：《哭歌》写一种被遗忘的地域民俗文化“哭歌”，《唐装》关注日渐式微的唐装制作技艺。在这样的对照中，薛舒选择、书写着“刘湾镇”的众生相，“过去”与“现在”的交互、对照中，浓郁的地域风情实现了与强烈时代感的结合。虽然过于鲜明的地域特色及小镇与都市的二元结构，让薛舒笔下的小镇生活多少显出概念化的简单，但更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活记忆毕竟也在其中慢慢伸展。其对风俗世情的描绘，寄托着作者对过往时代的深情，试图打开一度被遮蔽的地域生活空间。
实践之道：“大叙事”中的时代画卷
关于浦东的叙事，为上海叙事注入一种强烈的时间性、时代感，这在陶玲芬的长篇小说《浦东人家》、姚海洪的长篇小说《海啸》《海神》《海恋》、倪辉祥的长篇小说《灿途》《金浦三部曲》、大地风车的长篇小说《浦江东》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体裁不同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传统宏大叙事的框架正面描写浦东的城市化建设，在纷繁、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中糅以浦东的风土人情，贯穿着乐观向上的建设者情结。这些作品中，时代的风云变幻，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叙述的时序或背景，甚而成为故事真正的主角，故事情节的铺叙与人物命运的起伏紧紧围绕着浦东经济发展的时间节点展开。
在描绘浦东改革开放的小说中，出版于2020年的长篇《浦东人家》颇值得关注。小说写浦东原住民唐引娣、奚祥生一家三代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活与命运。三代浦东人由农民、手艺人、工人、乡镇企业家、知识分子、军人、小商品经营者等多种身份一路走来，在浦东开发的城市化进程中，紧随时代脉搏前行。小说整个的谋篇布局与章节划分，皆以一个具体的年份或某个标志性历史事件为开端。对几代人前赴后继、奋发图强、投身建设、勇往直前的叙述，颇有“革命历史”式的“大叙事”的风范。在“日常生活”日益牢固地占据着小说美学主导地位的今天，《浦东人家》以浦江两岸生活风情画的连缀，出示了“大叙事”的一种可能。叙事从平凡人物的日常点滴出发，借鉴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对浦江两岸的生活风俗的细致描摹，将抽象的时代感化为具体可感的、充满仪式感的生活细节。关于风俗的描写，其实也关联着时间性，指涉时代变奏中即将消逝的、面向过去的生活样式，与此同时，其仪式化场景又构成对日常生活流的对抗。一面拥抱时代的变化，一面有着对传统的坚守，小说的叙事得以生成较为宽广、深厚、更具弹性的精神空间。对生活风俗的重视与还原，依稀可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诸多传统的面影，对于时代的叙述也有着细腻可感的质地。只是，地域风俗描写一旦作为叙述策略被反复征用，人物亦有可能被“文化”掏空，真实的人生也可能沦为“浦东”/“上海”文化的标本。《浦东人家》的结尾，作者有意让化身“浦东生活万宝全书”的唐引娣在自己的寿辰露出笑中含泪的表情，那种历尽曲折、不竭向上的精神气脉还是起到了某种平衡与弥补的作用。
生活之理：“小叙事”中的伦理情感
不同于《浦东人家》对“大叙事”的追求，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城里的月光》、张怡微的短篇小说《春丽的夏》所讲述的浦东故事，从经验到审美，处处透着精心结构的“小”，叙事结构展现为“小家庭”的日常生活情态，或“自我”内倾性的情感体验。这两位作家的文本都以城市化进程中的浦东为背景，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依稀可见海派文学重视市民生活伦理的传统。如果说，那种充满仪式化与稳定感的风俗描写，更多地呈示了一种与乡土社会联结在一起的情感与精神状态，那么，通过日常话语流、意识流所传达的对世俗生活稳定“关系”的建构意图，则更直接地通向市民社会的精神空间。
张怡微的《春丽的夏》中，女主人公春丽再婚从浦西嫁到浦东多年，却时时在心里觉得“自己和浦东本地人是不一样的”。通过城市空间的变化，写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伦理、人情交往，张怡微努力建立传统与当下之间的联系，我们能够感受到年轻的写作者对于传统生活方式及人际温情的留恋与执念。只是，由过分内倾的“自我”出发，自我意识的流动不经意间就取代了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生动讲述，“他者”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如何才能通向关系的建构与更具开放性的精神空间，是值得年轻的创作者们继续深思的问题。
《城里的月光》中，温情面目下的日常生活伦理，表现出对于个性的更大包容，但人物在时代洪流前的遭际被简化为清一色的闲言碎语，多少失去了更为广阔的精神疆域。那份代表着“新浦东”市民日常生活的伦理，被固定的话语与关系模式设定得稍许狭窄了。滕肖澜后来的长篇《乘风》与《城中之城》所展现的“浦东”生活风情，融入了都市职场的类型元素，由对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的铺排，开辟出较《城里的月光》更为宽阔的格局。两部小说中对世俗人情的刻画，对日常伦理关系的挖掘，富于生活的细节与质感，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乘风》中，动画设计系毕业的袁轶，为了追求喜欢的姑娘刘婷婷而进了浦东机场工作。小说的本意显然在于展示两代“机场人”对事业的热爱和坚守，然而借助于浦东机场特定场景的画面感，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关系、世情伦理更能给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惊喜。另一长篇《城中之城》中，作者将笔触对准浦东陆家嘴金融城，题材的特殊性使得这部小说的叙事比《乘风》中描写的都市职场多了尔虞我诈的人性幽微，小说的结尾，也不再是温情脉脉的亮色。两部小说主人公登场之初都是职场新手，在职场风云激荡中快速成长，找到自我价值。滕肖澜对浦东行业题材的开掘，无疑是有意义的尝试，丰富了“上海”的文学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