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张明扬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演义小说启发了我对古代战争史的兴趣，但其叙述的不靠谱又无法让我真正安放这一兴趣。我的摸索仍停留在“纸上谈兵”层次：一个未上过战场的战争史爱好者基于资料论文和军事著作写下的“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出版后，笔者最经常被问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写一本有关战争的书，而且还是关于古代战争的？容我故弄玄虚一下，从一则曾在数百年间广为传播、几成定论，却被乾隆质疑的“著名战迹”说起吧。
历朝历代的史学家没弄明白古代战争怎么打
在《说岳全传》里，金军统帅金兀术有一支王牌军叫“连环马”，用铁索将30匹马连在一起，冲击起来无人可挡，但在郾城大战中被岳家军用钩镰枪和“砍马腿战术”破掉了。《说岳全传》中连环马的灵感很可能来自《水浒传》，梁山群雄用钩镰枪大破呼延灼的连环马。
在真实的宋金战争中，金军确有一支叫“拐子马”的精锐部队。但拐子马究竟是什么？在岳飞之孙岳珂笔下，拐子马第一次与连环马之间划上了等号，“拐子马”被定性为一种“贯以韦索，三人为联”的连环马战术。
在岳珂的“权威认证”下，“拐子马即连环马”成了定论。《说岳全传》一方面将这一说法普及到民间，让神秘的连环马战术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以讹传讹，将“三马相联”的连环马夸大为画面感十足的“30匹马”。
以现在的认知及军事常识来看，连环马的说法极其荒谬，把三匹马或30匹马连在一起，且不说马的速度不一，会互相牵扯，如果某一匹马突然受伤或阵亡，那就是其他马匹连环摔倒的惨剧。可以说，连环马是极其外行的军事设想，在实战中绝无可能应用。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图中可见清军将领同时装备冷热兵器
“拐子马即连环马”的说法，从南宋到清朝，从朝廷到民间，竟然成了无人挑战的定论。大约就在《说岳全传》流行的同时代，具有军事实操经验的乾隆皇帝率先看出端倪，对这一流传了数百年的连环马神话提出质疑，认为在实战中不可行，可能是宋人为自己的战败找了一个夸张的托辞。但从学术层面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邓广铭先生，他在《岳飞传》中的详细考证，彻底推翻了连环马的说法，“拐子马即左右翼骑兵”成为不刊之论。
在“拐子马即连环马”以讹传讹的数百年间，令人惊讶的是，在乾隆之前，竟然几乎无人对这一荒谬说法提出过有力质疑。
这说明，中国古代虽然有着极其伟大的历史叙事传统，但就“古代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这一点，其实连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也弄不明白，更别提以讹传讹的演义小说了。
正史有意无意忽视战争细节
正如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的前言中所写，“中国古代的战争究竟怎么打？史书记载的往往不是那么详细。譬如楚汉之间著名的垓下之战，双方投入兵力多少？各自的阵列多长、多宽？是不是和挖出来的秦陵兵马俑一样？交战过程如何？在《史记》中都看不到”，“中国古代史书里，对战争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大量‘留白’。其实不全怪史官们无知，古代承平时期的将领们，也弄不清真正的仗（冷兵器战争）应该怎么打。乱世那些打过仗、有经验的武将，又大多没文化，没法记载下来。”
中国历史记载还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总是要传达某种“亲贤臣远小人”的价值观，而战争中诸如战术细节和武器装备等技术性内容相对来说没有这样的承载能力，所以就被淡化了。比如，中国古代正史在涉及战争时，战败背后多有奸臣，要么是瞎指挥，要么是陷害能打仗的忠良，自毁长城，这几乎是经典的写史套路了：唐朝安史之乱前期的大溃败是因为杨国忠私心作祟，靖康之变的惨剧是因为蔡京童贯乱国，南宋输掉襄樊之战乃至被蒙元所灭是因为贾似道，明英宗的土木堡惨败是因为大太监王振，鸦片战争和近代史也延续了这个套路。所以，最后对很多战争胜负的分析和记录，要承担“资治通鉴”的功能。
简单说就是，中国正史的战争叙述是“去细节化”、“去技术化”的。
正是因为正史有意无意地忽视战争史的细节，在“中国古代战争究竟是如何打的”这个问题上失语和失位，而民间对此类的需求又是真实存在，那么，阐释权便到了演义小说这里，战争由此被“演义段子化”“怪力乱神化”和“神秘主义化”。这就好比，上古社会因为无法科学解释一些超自然现象，阐述权就归属给了宗教和民间传说。
叙述古代战争最盛行的套路
演义小说中，古代战争最盛行的叙述套路大致有三种。
第一，计谋。《三国演义》中，几乎每场战役的成败都是计谋主导的，兵力、装备、战术等反而是次要的。《三国演义》中最高频的计谋是“火攻”，重头战役的关键词和决定性因素几乎都是放火，官渡之战有火烧乌巢，赤壁之战有火烧赤壁，夷陵之战有火烧连营，诸葛亮更是火攻之王，除了与周瑜联手火烧赤壁，还有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和火烧藤甲兵，在上方谷还差点烧死司马懿。如此密集地使用火攻，在真实战争中显然不可能，反而暴露了作者在演义战争时的套路告急。
第二，单挑。《说唐》和《水浒传》中，武将单挑是推动战争情节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演义小说的单挑式战争往往是这样的，两名武将单挑，赢的一方全军压上，输的一方全军溃散，士兵的主要角色是擂台赛中摇旗呐喊的拉拉队，武将个人武勇对战争的影响被无限拔高，动辄“万夫不当之勇”，潜台词就是军队不重要。相比计谋，单挑式战争与真实战争的距离更遥远，就似《西游记》中的战争场面，十万天兵天将讨伐花果山，只是孙悟空与哪吒二郎神们的比武。
第三，阵法。《三国演义》有八阵图，“每日每时，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几以一堆石头困死陆逊；《水浒传》有九宫八卦阵、一字长蛇战、六花阵、四门斗底阵等；《杨家将》有天门阵，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是整部书中最酣畅淋漓的战役；《说岳全传》则有五方阵。
古代战争里，阵法是真实存在的，比如秦军的步兵大阵、刘裕的却月阵和戚继光的鸳鸯阵等，甚至八阵图也是存在的，但这些行军布阵的规定动作远没有演义小说里说得这么怪力乱神，充斥了超自然因素。这些神奇的阵法好比武术里的花拳绣腿，没有任何实战价值。
▲《董卫国纪功图》（局部），清晰可见三藩之乱期间的清军装备了鸟枪、红衣火炮和楯车
尽管演义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大多荒诞不经，但不得不说，正是它们定义了数百年来国人对古代战争的图景与想象。它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写完本书的笔者谈及古代战争时，下意识的第一反应仍是“演义式”的：猛将横刀立马，高喊“呔，来将通名受死！”
战史爱好者的“纸上谈兵”
可以说，演义小说启发了我对古代战争史的兴趣，但其叙述的不靠谱又无法让我真正安放这一兴趣。再加上中国传统历史对战争细节有意无意的缺失，使我探究“中国古代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的渴望日益强烈，以至决心自己写一本。
疫情给了我这个“契机”。
有朋友问我，这本书的思想资源从哪里来？资料从何处来？
我大致梳理了几点。
第一，古籍（正史、笔记）。战争史虽非正史的记录重点，但大的历史背景并不缺乏，尽管战争史有其独立性，但不存在一场脱离整体历史情境的古代战争。更重要的是，正史中一些对战争的简单化道德判断与“偏见”，恰恰可成为写作的一个“靶子”。比如，长平之战败于赵括的纸上谈兵，奸臣在战争失败中的作用，对岳飞等名将的过分拔高，都增添了写作的话题性和问题意识。
第二，演义小说。尽管演义小说的战争描写大多是荒谬的，但它同样如正史的偏见一样提供了一个靶子。将“演义小说”的战争与真实战争对比辨析，可产生很多有趣的化学反应。比如，拐子马与连环马的关系，《说岳全传》里连环马的克星是钩镰枪，尽管历史中是“麻扎刀”，但两种武器针对的都是骑兵的“马腿”。在砍马腿这个问题上，《说岳全传》并未说错，反倒对历史是一个印证。再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八阵图和木牛流马，历史中都曾存在，只是被神话了，将这两者辨析明白也很有趣。
第三，当代的战史著作和论文，具体可分两大部分。
一是一些跨专业的著作。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杨泓先生《古代兵器通论》之类的兵器史专著，古代兵器和战术的演进成为《纸上谈兵》的重要脉络。一些军事地理的著作和论文，特别是写长平之战、楚汉战争和诸葛亮北伐时，军事地理的视角至关重要。
一是打破古代战史研究沉闷局面的当代作品。首先是曾瑞龙《经略幽燕》和《拓边西北》，这位早逝的天才全新定义了古代战史的写作范式；其次是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尤其是他极富开创性的古代骑兵研究。此外，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其军事地理视角让我耳目一新。
第四，西方战史。这虽非重点，却是我写作中最得意的一个设定。我在所有13场战役的写作中，基本上都和同时代的西方战争作了简略的“比较研究”。我还得出一个有待继续观察的论点，“从本质上，武器是一种商品，战术是一种知识，都是可以在欧亚大陆或海洋贸易网络中传播的”。
必须承认，我的摸索仍停留在“纸上谈兵”层次：一个未上过战场的战史爱好者，基于资料论文、军事著作，再附加一些必要的推演，怀着惴惴不安的诚意，写下的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