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茶店一角》
“咖啡还是茶？”
这个耳熟能详的“标准选项”，似乎宣示着咖啡和茶在饮品界平起平坐的特殊地位。然而在今天的大城市，咖啡馆越来越多，茶馆越来越少。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探讨咖啡馆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的著作，讲述茶馆的却为数寥寥。
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茶馆的历史源远流长。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认为，从物质的公共领域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茶馆与美国的酒吧、欧洲的咖啡馆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茶馆究竟起源于何时，并无确考。唐贞元年间的《封氏闻见记》里说道：“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一般认为，西晋时期有挑茶粥担沿街叫卖的，但真正意义上的茶馆出现在唐代，当时叫茗铺。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有这样的记录：开元年间，山东、河北至西安等地都“多开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成都老茶馆
而在所有城市里，茶馆最兴盛的当属成都。早在明清时期，成都的茶馆就已遍及城乡——茶馆是人们消闲、打盹儿、掏耳修脚、斗雀买猫、打牌算命的自由天地；是评书、扬琴、清音、杂耍的戏曲舞台；是说买卖的交易场所；也是讲道理、赔礼信、断公道的民间公堂。成都茶馆的盛况，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家萧军1938年抵达成都时，就吃惊于茶馆之多，“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在 《茶馆——中国的风土与世相》中提到，自己在青羊宫的茶馆里面对上百张茶座，却“没能找到一个座位”。
有意思的是，和酒吧咖啡馆一样，茶馆也背负着“鼓励人们无所事事、滋生惰性”的名声。
的确，在茶馆里，各色各样的人都能享受休闲时光。以成都为例：茶馆是成都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评书是茶馆里最普遍，也是最受欢迎的娱乐之一。说书人经常在偏僻的街角茶铺中表演，每天讲两个小时跌宕起伏的古典故事，有时要两三个月才能把一个故事讲完。茶馆棋园位于繁华商业区提督街，退休老师和干部常在这里喝茶下棋，切磋棋艺。新华茶园是成都川剧玩友团同乐分会的聚会地，锣鼓声和高腔此起彼伏，周围一带清晰可闻。
成都茶馆
与此同时，茶馆也是人们交换意见，互通有无的场所。文人尤爱茶馆：1990年代，成都大慈寺庭院里的茶桌每月15日都会汇集一大帮文人组织文学沙龙，作家、收藏家、编辑来此寻茶问道，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来者皆是客。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陈安健的《茶馆》系列油画全以自己浸淫茶馆的乐趣为主题，茶客们是他多年的模特。作家朱晓剑最爱漫游成都的宽街窄巷，去不张扬的小茶铺喝茶，在他看来，“生活和茶一样，本来就是流动的。”何满子也曾戏称自己在其它城市没有勇气光顾茶馆，在成都却无忧无虑地将茶馆当作了办公室。抗战时期，历史学家黎澍在成都做编辑，专门去茶馆写文章。汪曾祺在回忆自己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时戏称“茶馆出人才”，因为“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他在《寻常茶话》一文中提到，“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泡”是从北京带过去的字，昆明本地人称为“坐茶馆”，“坐”有消磨时间的意思。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聊天、看书、写文章，干什么的都有。在汪曾祺的记忆里，一位西南联大的教授喜欢在茶馆里读梵文，另有一位“陆”姓研究生“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品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洗脸刷牙。”无独有偶，根据历史学教授朱维铮的记述，复旦大学南迁重庆时，学生们因为宿舍条件简陋，也都喜欢去茶馆完成作业。
话剧《茶馆》
事实上，茶馆与文人之间的联系又何止于一时一地？《儒林外史》里，茶馆成为吴敬梓观察明清社会人情世态的窗口。《茶馆》里，老舍笔下一间小小的裕泰就是大社会的缩影，反映了老北京的历史变迁。藏书家彭雄所著的《茶馆问学记》里，对茶馆里的讨论和记述竟高达211次。
再回到成都的茶馆，不仅为文人们提供灵感，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能。王笛调查发现，这里也是商讨生意、传递信息的平台——1984年，成都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鹤鸣茶社开了一个贸易市场，每周五进行生产资料的交易。城北体育馆茶园的“周五茶会”是成都最著名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每逢茶会，茶馆内的墙上和房柱子间便挂满了写有各种供求信息的白纸。上世纪80年代“全民经商”的高潮下，“皮包公司”的老板们更是将茶馆用作进行交易和处理商务的办公地。
打围鼓，唱川戏，说评书，一杯清茶，几碟花生，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国事家事，邻里短长，人情世故，皆是话题。正如王笛所认为的那样，虽然咖啡、啤酒在很多城市日益流行，但咖啡馆和酒吧是无法取代茶馆的，因为“茶馆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包含了更多的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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