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
李亚农（1898—1962），历史学家。四川江津（今属重庆）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就职于北平中法大学、上海孔德图书馆。1941年，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历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华东研究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对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一定贡献。早年著有《铁云藏龟零拾》《殷契摭佚》等书。后又著有《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西周与东周》等五部专著，汇辑为《李亚农史论集》。
李亚农的朋友陈同生曾写过一篇《悼亚农》，回忆两人的交往点滴，其中谈及1943年战争期间的一个片段：
他已到新四军军部，担任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我在苏中，常有人往来上海，他来信要买些书籍，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书和一些中国历史书，从此我知道他仍在继续研究中国历史。那年冬天我到军部，亚农住在军政治部所在地大王庄，他住的一间茅草房，四面墙用土砖砌成，南北开了两个窗户，墙壁用旧报纸裱糊，书桌上笔墨纸砚俱全，还有一个大花瓶，插了一些山花，桌子上或围壁的木制书架上，有不少线装书和日文书。他在戎马倥偬之余，总是挤出时间来刻苦地读书和治学。
这个片段就像李亚农一生的剪影：他是一位革命者——告别书斋投身于抗击外侮和社会进步事业，直至战争结束；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探究中国历史的兴趣中断于烽火硝烟，又在战后得到延续，直至生命终点。
| “抗战军兴，书斋中坐不安稳了” |
1906年6月26日，李亚农生于四川江津县。年仅十岁，他便随三哥李初梨赴日求学，先学小学课程，随后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和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1927年，李亚农到京都帝国大学学哲学，但他也熟读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对文学、史学和美学也有浓厚兴趣。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留日的进步青年秘密阅读马列主义书报，收集传阅日本共产党的传单，成立了一个叫“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读书会组织，在中共日本支部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深陷危机的日本，军方势力大为抬头，政府于当年冬发动凡与“皇道主义”意识形态有违即予检举的全国性行动，在日党组织被一网打尽，李亚农等三十多位中国留学生被捕。他被监禁三年之久，饱受监狱生活折磨，终至极度虚弱，于1932年被保释出狱。不久，经好友帮助，几经辗转，取道神户，在1933年搭乘邮船回到祖国。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已遭破坏，李亚农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他通过京都帝国大学校友沈尹默介绍，前往北平中法大学暂时执教。
1937年，李亚农重返上海，改名旦丘。“旦”是后世为政者楷模周公姬旦之名，“丘”即圣人孔子之名，这依稀体现了他的自我期许和抱负。彼时沈尹默正主持孔德图书馆——法国人出资的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下的一个汉学研究机构，便邀请李亚农来共事。
李亚农在日留学时曾对古文字和中国古代史感兴趣，且受到郭沫若影响，曾试图以古文字研究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规律。进馆工作后，在进一步涉猎了甲骨文、金文等相关书籍后，对于古文字学的更纯粹的兴趣一时占了上风。他晚年曾感慨：“抗战前，本来打算在认识几个契文、金文之后，从这些最古老的文字中去研究一点古代社会情况。谁知道一钻进这些甲骨、鼎彝堆中，便乐而忘返，竟把古代社会的研究置诸脑后，研究起古代文字学本身来了。”于是，从1937年开始，李亚农利用孔德图书馆的资料，先后写了《铁云藏龟零拾》《殷契摭佚》《金文研究》和《殷契摭佚续编》等四本古文字学著作（后以《李亚农古文字研究四种》合集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和一些单篇论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李亚农逐渐不安于平静的书斋生活。1941年冬，他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四军军部，找到了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学哲学时的学长、时任中共华中党校副校长的彭康，投笔从戎。陈毅代军长接待了这位纵身投入战场的书生。李亚农后来回忆这一决定时说：“抗战军兴，书斋中坐不安稳了，只好跑到新四军去跟着同志们打游击；光阴荏苒，一打就是十余年，手不握卷者也是十余年。”
新四军在对敌作战中俘获不少日本战俘，需要精通日语、熟悉日本国情的人开展对日宣传。李亚农留日多年，日语流利，且政治立场坚定，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并于1942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华东战区已有不少正在接受我方教育的日本人、朝鲜人，解放区精通日语的人不多，李亚农工作任务极重。他经常需要冒着严寒酷暑，在不同的根据地之间移动开展工作，如此日复一日，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春，李亚农调往解放区培养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的新型大学——华中建设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对大学作了长远设想，认为学校要设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六个学院和预科，并把工作重点放在团结知识分子上。然而，内战的硝烟中断了这个设想，李亚农带领教职员队伍随部队向北转移，到达当时由苏联红军占领的大连。李亚农在大连继续进行教育日俘、救济日侨的工作，与此同时，为防止文物流散，还负责中共地下组织开设的文物商店“博古堂”的具体事务，收购保存了包括罗振玉所藏甲骨等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
1948年9月，李亚农奉命离开大连，回到陈毅身边工作。中共华东局决定，要以原临沂山东大学的一些教师为基础，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组建华东大学。在东北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之前，李亚农来到了华东解放区，为日后接管上海作准备。
| 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文化事业的奠基之功 |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李亚农以军管会代表身份随军入城，并在9月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自此，他在上海开展了一系列科学文化相关工作。履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旧有科学文化机构逐一接收，在此过程中，他的干练作风和勇于担当的个人气质促进了接收过程的顺利推进。李亚农领导参与了几件对日后上海文化事业而言具有奠基意义的大事，分别为筹备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以及筹建上海史学会和上海历史研究所。
早在上海解放前夕，陈毅同志就已经在考虑解放后的各项事业，他指示进军上海的部队要加强对图书的保护。1949年6月被接管的上海市立图书馆，由原来江湾的上海市图书馆、南市文庙的上海市立图书馆、福州路前工部局的公众图书馆三馆合并而成。自1950年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及其后人纷纷向新生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捐献藏书，其中不乏善本。藏书由文管会下属图书整理处负责整理，清点造册后由李亚农呈送陈毅市长过目。
尽管如此，李亚农认为，当时的市立图书馆，无论藏书量还是设施，都远不能和上海的政治经济地位相称，因此决定成立全新的上海图书馆。除了积极网罗人才，李亚农主持的文管会还拨出专门经费购藏图书。1951年初，文管会决定成立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徐森玉、顾颉刚等参与，李芳馥为召集人。当时除了设有专门收集整理古籍的部门外，还重视向国外订购书刊，由李亚农出面，聘请冯德培等15位著名科学家组成选书委员会。到1952年7月上海图书馆开馆时，藏书已达70余万册，初步奠定了馆藏规模。
上海博物馆由原来虹口横浜桥规模不大的上海市博物馆、法国人的震旦博物院和英国人的亚洲文会博物馆三处接管后合并筹建而成。当时博物馆藏品单薄，大量珍贵文物都在私人藏家手中。
早在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同样意识到搜集出土文物和流散文物的重要性，委派李亚农负责这项工作。解放军战士在挖战壕的过程中，或在南下途中，收集的文物越来越多。李亚农将部队收集到的陶瓷器、青铜器、玉器、漆木器以及书画等装满了两大车，共计2853件。这批文物随军转战南北，一直被带到上海，后来拨交上海博物馆，成为上博第一宗奠基性的藏品。1962年李亚农病危时，还念念不忘这两大车文物，说：“我总算对得起陈老总，没有把这两大车文物在战争中丢失。”
上海甫一解放，即有人报告海关码头有一批待运国外的珍贵文物。这批文物是当时上海古董商张雪庚打算走私到美国的。消息传出后，杨宽等文化界人士撰文披露，引起公众义愤，文物遂被暂时扣在海关。上海文管会成立后，聘请了一批文化人士进行古代文物的调查、鉴别工作。李亚农在接管上述三个博物馆的过程中也领导相关人员验收了这批文物并成功截留，把包括山西浑源出土的春秋晚期牺尊等在内的重要文物留在了国内。此外，文管会还接收了一批外国人士因汉学研究等需要而搜集保存的中国文物，如孔德图书馆的甲骨文和安特生收集的仰韶文化彩陶。
在充分调查解放初上海文物“家底”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文物价格低廉的条件，文管会收购了大量私人收藏的文物。民国著名鉴藏家庞莱臣于1949年逝世后，文管会展开了对“虚斋旧藏”的征集，徐森玉、李亚农和谢稚柳等具体参与了对庞氏后人的动员，制定了详细的征集目录，共计用7万元经费，先后征集了包括倪瓒《西山图》轴、董其昌《山水图》册、钱选《浮玉山居图》卷、王冕《墨梅图》轴、唐寅《古槎鹳鹆图》轴、仇英《柳下眠琴图》轴等在内的精品，入藏上博。此外，李亚农十分重视对收藏家的统战工作，接受了不少著名藏家捐赠的珍贵文物，包括“攀古楼主”潘祖荫后人捐献的举世闻名的“大盂鼎” （后调拨北京）、“大克鼎”等，极大丰富了上博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在他倡导下，1952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史学会），李亚农任会长，周谷城任副会长，这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时，李亚农又出任主任，至1959年，历史所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李亚农任所长。从历史所筹备时起，李亚农就说：“办历史所一定要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要滥竽充数的人。一个研究所人不在多而在精。每个研究人员进来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择。办好历史所的方针有两条：一是要搜集人才，一是要建设一个好的图书资料室。此外，他还提出要出研究集刊，以发表学术成果，造就科研人才。”
汤志钧先生是较早一批历史所研究人员，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后就读于无锡国专，得到过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王蘧常等先生的教诲，国学基础深厚。1955年，他刚过而立之年就出版了论文集《戊戌变法史论》，可谓年轻有为。早在历史所筹备之初，他就拜访过李亚农。他记得李先生见面便对他说：“清朝秀才到了50岁才出集子，你才30岁就出了，太早。”年轻的汤志钧自是不服气也不理解。他后来才知道，李亚农的话虽是“当头棒喝”，但其实《戊戌变法史论》正是在李亚农的推荐下才出版的。而多年之后，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他重新审视自己年轻时出版的论文集时，才发觉自己过去的著作中，有不少粗糙疏漏之处，也终于理解了当年李亚农先生对待年轻学者的一番苦心。谈及这段往事，汤志钧喟叹不已：“真正学问好的人，是君子爱人以德，不以姑息，李亚农先生这是不姑息我啊，所以我是非常感谢的。”
| 以抱病之躯勤奋笔耕的十年 |
在初步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的文化事业后，李亚农终于能挤出时间，重拾他的历史研究兴趣。他制订了宏大的计划，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尽可能根据可靠资料，阐述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状况，并分析其特点。用他自己常说的话，“就是要替中国历史划出一个大体的框框”。同时期的历史学者杨宽认为：这是亚农同志科学研究上的雄心大志，也就是他终生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
李亚农到上海工作后不久便罹患风湿性心脏病，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长期的病痛中，争分夺秒地研究和写作。每当病情严重，不得不停止工作时，还念念不忘研究计划。从1952年直至病逝，他在10年间先后完成了5本学术著作，分别为《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后合编为《欣然斋史论集》（再版时改为《李亚农史论集》）。这一系列著作尽管有不可否认的时代特征，但切实反映了李亚农对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土地制度、奴隶制度转变为封建制度的具体过程，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等学术问题的系统性思考。
在1952年写成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书中，李亚农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见解。他在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三易其稿，直到1954年才出版。李亚农深知，这部书只是他古代史研究的一个开端，接下去，他要继续探索，把即便在战争年代也一直盘旋于脑海中的问题和见解一一呈现出来。他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这样做，才不算白活一世。”
1954年，《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写成。按照杨宽的评价，“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研究中国氏族制历史的新途径”。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要研究我国远古时期的氏族制，很不容易。李亚农的研究认为，周族的宗法制度是从父系家长制时期保留下来的，“礼”也是从那时沿袭下来的，因此，“三礼”中就保存有不少原始史料，可以用来探索周族的氏族制的特点，还可以由此说明宗法制度的起源、作用及其在中国社会得以残存两三千年的缘故。而在对拓跋族的研究中，他同样提出了独特见解，认为均田制的内容带有“村社”性质，起源于“计口授田”。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比较视野。裘锡圭先生曾在一次学术访谈中提及，应该通过和其他民族的思想、风俗习惯、制度等等的比较，来研究中国古代，也要注意跟古今的边裔民族比较。他举例谈到：“李亚农先生，他研究西周社会时也将其与拓跋魏社会的变化联系起来。”
20世纪初，梁启超批判传统史学只重视帝王政治，于国家人民、现实社会毫无关怀和助益，因此呼吁“史学革命”，提倡以“民史”取代“君史”的“新史学”，提倡“社会生活研究”。以此为开端，又经过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传统进一步发展。李亚农的《殷代社会生活》成书于1955年，也可视为该大背景下的成果之一。是书力求在考据的精确和叙述的晓畅之间寻求平衡，运用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来呈现殷代社会的各种面貌，认为殷代是发达的奴隶制社会，殷人征服东夷，足以证明殷代社会还是富于生命力的，奴隶制度并未达到崩溃阶段，所以周人灭殷之后，奴隶制也延续下去，而并非在朝代更替的同时建立了新的制度。
次年，李亚农又写成《西周与东周》一书，试图以西周和东周之际的变革，来说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具体过程。他认为，从西周周厉王开始到春秋齐桓公时代的两百年是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型期，春秋时期是诸侯割据的封建领主制，到春秋末年，开始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转变。写作过程中，李亚农广搜资料，他常常不满足于已有的观点，因此不断反思和补充，力求完善。当他写作下一本书，即《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时，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时常需要吸着氧气翻查资料和书写。但他坚定地按照研究目标推进，日有寸进之功，终于“一次一次地把阎王差遣来的无常赶回去了”，在1961年春天完成了写作。书中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进行了详细探讨，着重阐述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过渡问题，指出从鲁宣公“初税亩”、鲁成公“作丘甲”开始，领主制已经向地主制过渡，并以战国初年魏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和田赋制度为例，论证了封建地主制的形成。
到此为止，李亚农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既定目标，他又急着回过头去通盘整理，改订旧作。他担心的是，“假如在纠正旧著的乖谬之前，竟淹忽下世，则贻误后来读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于是，又经过一年左右时间，作了大幅修订增补，将这五部作品合编为《欣然斋史论集》，并请唐长孺和杨宽两位校阅。此时的李亚农又兼罹患肺癌，在严重咯血的情况下，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谈论科学研究如何承前启后的问题。
他早已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于是更加争分夺秒，在中古史研究告一段落之后，又写成了一篇两万字的论文，讨论钱舜举的画。他曾考虑过中国美术史方向的研究计划，因为“在这方面很有些见解想要写出来”；他在临终前还表示，“希望再活三年，完成我目前预定的研究和写作”。只是，这些清晰而恳切的渴望，终究随着他于1962年9月2日不幸离世而永远无法实现了。
李亚农在最后一本单行本著作《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序言中写道：“有生之日，皆为人民服务之年；只要一息尚存，今后仍然准备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继续努力。”以抱病之躯勤奋笔耕十年，可谓将生死置之度外，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自我的诺言，他其实都已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