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秋天，我以记者身份去四川成都参加“全国生态会议”。一位戴着小白遮阳帽长得像带学生去野外考察的援藏女教师——徐凤翔，激情地讲述她想要在西藏建立一座“生态定位观察站”——哪怕只建一座小木屋。她说对西藏地区的发展如何如何重要，对地球同一纬度线、对全球生态协调如何如何重要。当时乃至现在我都觉得不一定有人等着她的考察成果去实施规划，但我立刻被她的“如何如何重要”迷住了。可能由于血缘遗传因子的作用，我从小向往把自己和“如何如何重要”的事业联系起来；否则就总为闹不清自己为什么活着发愁，或为“接错了线”苦恼。我一生迷恋知道天高地厚而不怕地厚天高的性格。于是在嘉陵江畔，我对徐凤翔说将去西藏找她。她不信，也不在乎，我却上了心，直到一九八二年秋天，我随作家代表团去西藏，在藏南藏北转了一遭，当次日将飞返内地时，我才在一个小旅社的客房里，在汉族的、藏族的，烧饭的、补鞋的，采购的、探亲的一群人中找到徐凤翔，她正闪着大眼睛向大伙讲保护森林。我立即退掉极难买到的机票，随徐凤翔坐在大卡车的前座上进了藏东南森林，与当地驻军派给我们的藏族副连长白玛一起，天天为徐凤翔和她的考察小队在帐篷外敲冰举火烧水做饭，亲眼目睹她每天每天披星戴月早出夜归，数树叶、称树根、查年轮……西藏土地面积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等于十二个浙江省或两个法国，真不知她这行业要做到何年何月才算个段落。我决定在稿纸上先为她搭一座小木屋——一九八三年植树节前后，我的报告文学《小木屋》。此文结语是：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
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一九八四年五月，为了“小木屋的梦”——为了在藏东南建一座高原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站，我随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摄制组再度进藏。高原并不可怕。许多队员甚至毫无异样感觉。但毕竟那里的氧气只是内地的三分之一；我们也就愈加尊敬六次进藏，深入密林险境考察的徐凤翔。
电视片《小木屋》以我的报告文学为线索，摄制组没有剧本，我们实地拍摄生态学家徐凤翔和她的伙伴们的森林考察工作。我个人的任务只是让自己忘掉自己曾是个演员，让植物学家们忘掉摄影机，使屏幕上出现森林考察生活的真实情景。《小木屋》将是我国第一部电视报告文学片。
一年以后，电视片中小木屋的图形成为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的前区的象征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