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即将画上句号，12月上旬，一场年末的全球金融论坛举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所、IMF驻华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德国宏观经济和商业周期研究所、诺亚控股公司、普华永道公司，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的召集下，和驻上海的新开发银行及京沪研究机构相会。因为第二波疫情，美国学者在华盛顿的深夜发言，欧洲学者在柏林的早晨分享，线上线下时空交错的相见带来的愉悦，贯穿在各方信息及坦诚的异见中。年初始料未及的疫情重创，年末疫苗有望大规模铺开，经历了2020这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年份，学者们将视野放置在人类的共同处境——《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影响、含义和必要的调整》，明年的世界经济能否越过疫情沼泽地？全球化遭遇挑战后将何去何从？全球采取怎样的经济和金融措施来应对？一天交流，问题、焦点、对策一一铺开，“希望明年在上海线下切磋”，道别时这句话成了共同的期盼，也预示着各国的信心。
国际合作依然迫切:2021年的疫苗共享、2030的碳指标
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右）强调了未来国际合作尤其是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最近几个月连续向美国公众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研究报告的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是全球经济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所长Adam Posen 强调了未来国际合作尤其是中美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他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率先采取了合作，有了G20这个机制性成果，“从我伯克利同事传回的信息，今年G20峰会在疫苗分享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的减免或停止偿付上达成一致；而3、4月时，各国央行就流动性问题特别是美元的充裕度问题上有过有效合作，一定程度抵御了相关风险，但是这份专业领域合作并没有得到延续。”
在他看来，全球化趋势的逆转早在2008年前就已发生，目前，正是需要各方力量来推动全球经济转型之时。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因素，如疫情、气候变化、技术增速放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包括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非洲国家被边缘化等，都需要通过合作去把控。他指出当前需要迫切合作的是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2030大幅减排，2060实现碳中和，欧洲和日本也做了承诺，我希望拜登执政后也能做出承诺。”
在联合国12日举办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领导人的承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尊重
重塑全球经济制度：如果没有美国和中国参与该如何？
Pozen 介绍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正在集思广益地推动一个项目——重新审视国际经济制度，反思过去10-15年的发展道路，思考未来怎样才能可持续地解决面临的问题与危机，即要重塑一个包容性的经济。他坦言，大家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在美国，很多时候无法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而中美两国近几年不断在发生冲突和分歧。“如果大国退出全球体系之后，是否要有缓冲垫或防御措施呢？”在几年前，美国提出了一个口号“人人有所居”，其实就是基于贫富悬殊的现状，希望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让所有人受益。
建立一个富有更强韧性的经济体制，能抵消大国冲突中消极行为的冲击，创造一个共同生存的环境，这个机制同样能适用于亚洲、美洲，甚至非洲。他举例，近期在世贸组织进行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很多制度并没有真正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对于体制，Pozen 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是一种承诺的工具或者是帮助实现目标的平台。”在海外主要表现为国际条约，“要国际条约真正有效，还取决于各国的决心，需要各国政府的投入。”
扩张性政策与负债：债务的可控和恢复经济哪个更迫切？
对于世界经济基本面出现长期停滞，Pozen认为在2005年左右已经有此倾向。
日本实施的扩张性政策，给全球树立榜样
尽管对长期停滞并没有精准的定义，但大家看到的是全球贸易和投资在2004年就从高收入国家开始下滑，个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在那时开始降低，同时技术进展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开始大幅下降。“各国央行无法升息，没法防止通缩没法防止流动性紧缩，这是一种不对称的博弈。”但是，近期《金融时报》发文，提出日本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榜样。因为，从2012年12月开始，在安倍首相领导下，日本就采用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调整日本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的两艘动力市场结构，通过法则的调整来鼓励需求。
安倍首相领导下，日本就采用了扩张性财政政策
Pozen 认为这类政策或许也能用在刺激美国经济上，他和同事也撰文，提出在美国也应采取防御型的货币政策、激进型的财政政策。据他所知，德国社民党也提出类似的扩张性方案。Pozen 认为中国所采取的扩大卫生保健，增加福利，都是属于同种性质，有助于增强国家对于疫情的抗击能力。
比起经济复苏，债务不会是最高的风险
面对这种政策会带来的高债务，Pozen 认为，不应该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关键要看投资需求能否刺激经济的复苏。“通过增加工资引发通胀的风险终究是次要的。”他分析，其实通胀率并不会非常高，如果半年或一年后疫苗能充分发挥作用。他介绍，基于这样的逻辑，美联储在八月底已经改变策略，从原来的防通胀改为刺激劳动市场。
对此上海社科院的徐明棋研究员提醒，债务的结构性问题依然重要，“如果政府的刺激政策导致国家债台高筑，非常容易引发市场的不稳定，从而风险波及金融市场。”他提出，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时，国际金融市场要达成一致，反之，一国债务突然高筑，会导致资金迅速外流，容易触发金融危机。“IMF或其他机构需要协调各方力量来共同阻止市场出现恐慌。”徐明棋尤其提到了中美尤其需要合作，因为中国是美国很大的债权人。
新开发银行风险管理局局长Jose Luiz Fernandes 向视频上的Posen咨询,金砖国家无法获得国际融资如何发展
新开发银行风险管理局局长Jose Luiz Fernandes 关心一旦如印度、巴西、南非、中国、俄罗斯等金砖国家无法在国际市场通过发债融资，应该如何解决债务和经济增长的矛盾？Pozen 介绍，IMF针对疫情曾推出了新贷款便利来帮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解决资金短缺之忧，起到了不小的缓解作用。他引用同事的研究认为，一些新兴市场采取了刺激性财政政策，采取了比预期更高的负责任行为。“为何中国、印尼、印度、墨西哥、南非、巴西的表现都比预期要好，这些国家占了全球人口的大部分，的确值得我们研究。”
刺激消费，需要打破20%的平均储蓄率
一旦刺激消费，就会使得各国的储蓄受到影响。因为新冠疫情的发生，各国的储蓄率普遍上升，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的20%的水平。Pozen认为需要打破这个储蓄率。“新冠发生后，人们的旅游支出减少了。普遍来看，年轻人不婚不育也不愿意购买房产，让恢复经济带来压力；寡头垄断的趋势在某些行业上升；像小微企业的风险投资偏好在降低，这都会影响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因此，刺激消费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提到亚洲民主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对疫情管理更有效时，Pozen认为这是强有力的政府发挥作用所致。在西方业界，对于强政府的作用重新又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全球化遇挫的肇因：贫富悬殊为何成为了原因而非结果？
现场的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伊德向视频上德国宏观经济和商业周期研究所主任（左上）咨询“欧盟下一代基金”细节
对于全球化的贡献，Pozen 给予高度肯定，他认为，过去70年的历史中，正因为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所以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繁荣并且紧密联系。对于全球化遇挫的原因，从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主义》中提出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是挑战后，这个话题一直成为焦点。
在这场后疫情的全球化走向讨论中，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认为，今天的很多诸如低通胀、通缩、赤字的现象，贫富差距是因，而不是果。他援引三位顶级金融学家今年联合发文的观点，贫富差距扩大后，使得消费严重不足，富人把大量的资金储蓄起来，投资出去的资金远远少于储蓄部分，近年来，高科技公司获得的利润大量用于储蓄，而非投资。数据显示，美国通用汽车、IBM、波音飞机这些传统制造业带来的就业、销售都比现在的谷歌、脸书、亚马逊要高。因此，过度储蓄主要来自企业和富人。这也导致经济中利率非常低，增长非常低，债务非常高。
据彭博社统计，全球富豪榜的财富在疫情后攀高，从2.6万亿美元升至2.8万亿美元
夏春高度肯定这篇理论文章的影响力。他举例，美国的贫富悬殊就是从1980年开始，那一年，美国开始减税，导致了贫富悬殊的扩大和增长速度下降，通胀下降和利率下降。如何破除贫富悬殊，夏春提出自己的一个观察，“中国已经领先于美国开始进行科技企业和金融企业的监管，所以，明年应该是一个严监管的时代。”
2021年经济发展展望：或是重塑世界经济之时
今年的世界经济将会如何萎缩？Steven Barnett 介绍，IMF一般每年要预测四次，从年头到第三季度，他们依据疫情在不断调整今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2%、-3.3%、-5.2%、-4.4%。从此前的预测到今年的预测，两根线之间相差了6个百分点，“可见疫情带来的重大影响，但总体还是采取了很多政策来应对，防止了最坏的情况发生。这也是我们重塑世界经济的时机。”
明年世界经济预计会增长8%
IMF驻华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 表示，对于明年经济，IMF预测，将在今年基础上增长8%
对于明年经济，IMF预测，将会增长8%，“因为是从很低的基数开始。”关键要充分保证复苏，其要保证增长，货币政策要保证通胀较低，让大家有充分的消费。高质量的增长本质上依赖于高生产率。Barnett认为最大的变量还是“疫情”，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Bormann劝告大家不要对疫苗寄予过高的期望，因为起码还要半年和一年之久。
Barnett认为，现在最优先的政策，首先要控制住疫情，中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控制住了疫情才有很扎实的经济回升。其次要坚持宏观经济的继续支持，G20峰会的见面债务和停止偿付行动非常有必要。第三，贸易方面要透明、开放且以规则为基础。第四，最为重要的重塑未来经济的路径是要投资教育、投资绿色经济、投资数字转型。他认为政策制定者要看到目前存在这样的机会，和影响未来的经济样式。
未来有近5万亿资金流动于国际贸易领域
麦卡锡全球研究院院长Jonathan Woetzel 预测，明年全球贸易流动会达到1.2万亿，未来几年金额会达到4.6万亿
同样在危中寻机的是麦卡锡全球研究院院长Jonathan Woetzel ，他认为，尽管这次的大衰退要胜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93%的公司更有适应力，他们以损害近期的效率来提高长远的应对性，并不是只是按照市场所指导地去花钱。更多的企业强调要把供应商放在自己的附近而非改变自己的生产地点。贸易区域化是一种趋势。据他测算，明年，全球贸易流动会达到1.2万亿，未来几年金额会达到4.6万亿。这个金额会涉及各个行业，包括汽车零部件、机器设备等，未来需要关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后者和国家安全、国家竞争力、行业有密切关系。他同时预测，有越来越多的贸易将流入亚太地区，大概有6000千亿的潜力。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则做了系统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规则再审视”演讲，他强调亚看到经济全球化北湖是经济规则。而中国“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了“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度。”
疫情冲击下这场坦诚交流，在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看来非常有价值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颠覆、脱钩，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存货上升的趋势，对于这种风险，只要参与全球价值链，就是不可避免的。”麦卡锡同道如是说，“美国对中国的信任并不充足，因此要做好准备，他们更愿意和欧洲合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说出刺耳但诚实的事实。“欧盟对于和中国签订中欧投资协议更有兴趣，但在具体的国家而言，或许兴趣并不那么大。”德国宏观经济和商业周期研究所主任并不讳言。疫情冲击下这场坦诚交流，在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看来非常有价值，“大家触及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上海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交换、相互提问、相互启发中持续不断推动改革和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