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汪曾祺
因一篇《受戒》，天下尽知汪曾祺。其时汪氏已年届花甲，时人盛赞“大器晚成”。近日有编辑赠我一套她责编的《汪曾祺小说全编》，今年付梓的增订本，上中下三册，迄今收汪氏小说最为齐全。上册作品四十余篇，近三十万言，呈现了民国时期汪曾祺小说创作全貌。原来，数十年前年轻小说家，短短几年，小说数量已经达到他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出水粉荷并非只是尖尖一个小角，早香气四溢，怕要动摇流行的“晚成”说法。
汪曾祺“晚成”以后出的第一本小说集，特意编入少作《复仇》，又冠于篇首，《自序》称，《复仇》“可作为那一时期的一个代表”。一位与汪曾祺颇多过从的评论家言之凿凿，“汪曾祺是从现代派小说而进入士大夫文本里”；著名文学史家吴福辉先生记述，汪曾祺“刚开始写小说，他不是立即就进入老师（指沈从文）的风格，而是在当时的风气影响下做了现代主义的尝试”（见吴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所证也是现代派色彩甚浓的《复仇》。学界便接受了这印象，汪曾祺由现代派登上文坛，今日大家熟悉的汪的小说风格，俨然“衰年变法”所致。此说或是误会，以讹传讹。
为数可观的这本早年作品集，确有部分属《复仇》一类，意识流、心理分析，几乎应有尽有，汪氏特有的文字魅力为起步不久的中国意识流小说添了几分光彩。只是，它们一味地意识流动，淋漓有余，节制略欠，如《绿猫》。爱听故事的中国读者，对之未免审美隔膜了。唯《复仇》，尚存故事框架，意识在框架里流动，比较成功，所以成了“一个代表”。不过，通览汪那一时期的数十篇小说，更多而且更早的作品，实非现代派之类。《复仇》前一年的几篇，最早的《钓》，接踵而至的《翠子》《悒郁》，和翌年初的《寒夜》《春天》，及至后来的《灯下》《河上》，皆中国味极浓的文字，可谓京派中废名、沈从文一流的余脉。汪曾祺认《复仇》为“一个代表”，是指曾经尝试现代派创作这一个方面的代表。其实同时尝试的还有其他方面，非现代派的。晚年第一本集子还选入另外三篇少作，《老鲁》《落魄》《鸡鸭名家》，均中国作风，大概作另一方面代表的。他出版于四十年代末的《邂逅集》，共选八篇，除《复仇》，余皆与现代派无甚关系。做书名的《邂逅》篇，乡土韵味十足。与其说汪曾祺由现代派转入传统写法，不如说年轻作家赶过一回时髦。或因年轻，于现代派艺术消化不良，日后放弃了《复仇》路子，确认并坚持此前已经开始的传统文风的小说创作，再经晚年大大发扬，铸就了广受读者喜爱的汪曾祺作家形象。
汪曾祺自述“我是个旧式的人”，年轻时便以“名士派”自居。旧式、名士云云，归根是个传统文人，突出表现就是，强烈地眷恋家乡，终生如故。负笈昆明时，才离乡土几个年头，小说取材，全都关乎故乡记忆和昆明现实，以故乡为多。至于后来定居北京、下放张家口，写农科所写京剧团，比较起来，还是以家乡题材最见特色、最具成就。顺便插一句，不只个别评论家称道汪曾祺擅写“江南水乡”，其实他笔下的水乡，地不处江南。高邮属苏北，那里一马平川，河荡密布。与苏南以至浙江的崇山峻岭，潺潺溪流，秀丽大致相仿，细品起来到底不太一样。大淖风光和水渚土庙，江南见不到的。自离家起始，汪曾祺乡土情结萦怀不去，故乡风土和那里的芸芸众生，他写了一辈子。八十年代小说里的英子、李三、陈相公、侉奶奶、薛大娘……都在四十年代作品里登过场。有些篇章，虽是时过半个世纪的再度创作，前后渊源却不难察觉，如《庙与僧》之于《受戒》，《最响的炮仗》之于《岁寒三友》，《灯下》之于《异秉》，不必说原题重写的《异秉》《职业》《戴车匠》了。恋土情结注定他弃《复仇》趋《受戒》。
年轻的汪曾祺宣称“放浪不理政事”，而政事必定理上中年汪曾祺，他无辜当了右派。纵然所处逆境不算惨烈，“另册”滋味终究很不好受，下放农科所改造的那份“思想汇报”，字里行间处处惶恐。然而，汪曾祺并未像知交从维熙那样，撕心裂肺倾诸小说，他涉及罹难题材唯《寂寞与温暖》一篇。在汪曾祺看来，“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这么写，在他不是绝无仅有。昆明那几年，国难，内战，社会负面素材比比皆是，单说个人，他一度困顿，营养不良，饥饿由昼至夜，“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可种种不如意，他未肯形诸笔伐，作品仍浸润着温暖。《除岁》描述隆隆炮声中商人们年关窘境，笔墨淡淡，小说收尾一行依旧落到了温暖：“父亲和我的眼睛全飘在墨渖未干的春联上，春联非常的鲜艳。一片希望的颜色。”温暖是汪曾祺一生创作的主题，也是藉以表现人性总主题的艺术途径。写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自然如题目不乏暖意。更早，题目就背离暖意的《悒郁》，内容竟是怀春少女于悒郁中的甜蜜。汪曾祺早期小说，矛盾、斗争，一概摒弃，宁愿从冷酷中寻取温暖。暖意本为生活原来所有，哪怕多么黑暗的岁月，总存在星星点点的亮处，不然如何活得下来。汪曾祺刻意表现温暖，决非强颜欢笑，算不上粉饰太平。汪曾祺只注视生活中的暖意，作家当然有这个选择的自由，也正凸显了他的创作个性。可说来说去，他的“社会责任感”无涉政治，依旧说到了：“关心人，感到希望，发现生活是充满诗意的。”并特别提到，不赞同有作家关于文学要和生活“同步”的主张。他最后几年，写了几个造反人物，也都不着眼政治，就人论人罢了，用墨在他们的人性扭曲。人性是汪曾祺小说的总主题，不论善的恶的，或褒或贬。
比之题材，比之题旨，读者更加容易感知汪曾祺的艺术追求。他晚年若干小说观念，年轻时差不多均已见端倪，而且付诸创作实践。那时他就对友人说：“向日虽写小说，但大半只是一种诗。”他也写诗，新体旧体都写，旧体尤富于韵味、意境。当代小说家鲜有吟咏旧体诗的，少数附庸风雅，往往五、七言，四、八句，平平仄仄，徒具外壳。汪曾祺本质乃诗人，他的小说皆“抒情的现实主义”，以后又常说“抒情的人道主义”，都强调“抒情”，抒情是诗人天职。写小说头一年，《钓》《翠子》《悒郁》，哪篇都不妨读作一首小诗，这样的“小诗”每年源源不断。二十四岁的汪曾祺宣布：“我的小说里没有人物，因为我的人物只是工具，他们只是风景画里的人物，而不是人物画里的人物。如果我的人物也有性格，那是偶然的事。而这些性格也多半是从我自己身上抄去的。”他甚至不喜欢小说家大谈“性格”这个词，刻画性格会妨碍他抒情。他的小说，真正的人物该是作家本人，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最后一个士大夫”（鄙意“士大夫”说似可斟酌）。
汪曾祺的创作谈不少，谈语言最多，最细，多予人启悟。他有个自己的概念——“语态”，追求语态。不仅摹写人物对话如此，作家的叙述语言亦是如此。领悟了“语态”，方能深入鉴赏他的语言魅力。看他早期小说的叙述：初生情愫的少女银子，那点隐蔽心绪不敢自己点破，“说怕人知道，也怕自己知道”（《悒郁》）。微不足道的盲人，“我们似乎忘了他是个瞎子，像他自己已经忘了不瞎的时候一样”（《猎猎》）。整天捆在药店的店员到晚钟敲过八下，才“把自己还给自己了”。“离第二天还远，也不挂在第一天后头”（《异秉》）。本来平平常常的叙述，叙述得一点不平常，烙上他独特的语言风格。“看似寻常最奇崛”，亦即李渔说的“浅处见才”。这样的语言，堪称人人笔下所无，这样出才，愈发不易！
汪曾祺在上海
当年沈从文认汪曾祺为高足，汪曾祺竟毫不谦让，说：“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不说沈从文慧眼，汪这般才华，明摆台面上的，容不得你视若不见。沈从文高足，第一数他，不数他轮得上谁？二十岁那年汪曾祺写出了《翠子》，他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年，第二篇。清新，俊逸，蕴藉，有诗有画，已然一派汪氏风格，置于他晚年作品中亦无愧上乘。同等水准的作品还有《最响的炮仗》，淡雅纯正中融入少许沉郁。《翠子》近《受戒》，它近《异秉》。
个人时运不济，社会天翻地覆，汪曾祺失去适宜他创作个性的土壤。蛰伏了半生，“复出”时许多读者以为冒出个年老的新秀。复出的汪曾祺其实就是原来的汪曾祺，当然较当初成熟、老到。当年曾经位占一方的京派小说，到《受戒》《异秉》问世，竟被视作绽放异彩的奇葩。说新奇，更应说复旧。汪曾祺小说很美，很独特，是永远的，随时代前行，他的读者将越来越多。他自信会上文学史的，果然上了史册。
着眼历史评价的话，要为汪曾祺惋惜。他酷爱唐诗，尤爱绝句，小说写成一首首绝句。美则美矣，气象毕竟有限。单凭“轻舟已过万重山”，若没有“直挂云帆济沧海”；单凭“两个黄鹂鸣翠柳”，若没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哪里成就得了光焰万丈的李白杜甫。汪曾祺自报，“我的小说受了明代散文作家归有光颇深的影响”。另一处进而说：“我的某些作品和归有光是颇为相似的。”汪曾祺小说，成，在此；未能大成，亦在此。归有光不能比肩韩柳、比肩欧苏。汪曾祺的追求突破自我的话，怀抱兼济天下鸿志，那么文学史上的汪曾祺，有望出乃师之右。汪曾祺很强调他幼时是个“惯宝宝”，晚年何尝不还是个“惯”顽童。沈与汪，成长环境、人生阅历太不同，又气质迥异，如何能缘木求鱼于汪。话再说回来，归有光自有其特色，且不可或缺。一部文学史，全是李杜、韩柳欧苏，岂不单调、逊色了些。有个归有光，有个汪曾祺，值得庆幸。
喜爱汪曾祺的读者不妨读读他年轻时的小说。
于汪曾祺诞生百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