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东游日记》（下简称“《日记》”）六卷，为近代学人胡玉缙（绥之）先生所撰，乃其清末奉湖广总督张之洞及两江总督端方委命赴日本考察政学之日记。
绥之先生生于清咸丰九年己未（1859），卒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享年八十有二。先生身经晚清民国，科名阅历，人尊耆旧，著述精湛，迥出群伦。学林夙推先生为清季吴中朴学之后劲，而罕知其又为晚近现代化转型潮流中之积极践行者。先生奉委赴日考察，行年四十有五，时在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正值庚子祸乱之后，日俄开衅，列强环伺，国势阽危，救亡图存乃为朝野之紧切话题。由《日记》可知，身处多事之秋，有识之士奔走呼号，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借箸筹谋，不惜取鉴于强邻。
绥之先生此行时逾半载，当年四月十四自武昌出发，转道上海，四月廿七登轮东渡。《日记》详载见闻议论，即“自上海登舟之日始”，而止于同年十一月初八返国前夕，逐日记录，几无间断。先生本以朴学名家，考察又属要务，故所记极为矜慎，自谓“赴东洋游历，窃幸一见之足以证百闻也。随笔记载，积成斯袠，本非著述，故冗繁琐碎，皆所弗计”。（见《日记》卷首）先生《日记》之定稿，则与考察同时完成，“先是，颇有为人借观者，嗣闻毁誉不一。谓翔实精细，足备后来者之考覈，则余实以冗繁琐碎为宗恉，且恐多误，安敢以误他人”。（见《日记》卷末）由于《日记》于东京付印，此书国内流传稀少，百余年后获览，不仅觉其内容富赡，考察深入，见地深邃，足称模板，而又惜其几于湮没无闻。先生朴学名家，著述等身，自不藉《日记》以增重，而旧著新印（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引归中土，虽时世已异，而可资借鉴者仍存，深愿读者因此而获益。
绥之先生东游返国后，即由学部以“治经有法、深明教育”咨调入京，先后任职学部、礼学馆，又曾任教京师大学堂。其间屡次上书言事，持论剀切，多所建议，而尤重于改良国民教育，所据多取资于日本考察。（《吴县胡先生传略》：“屡上书言事，多所建树。其尤要者：曰行字母……曰厉学会……他如兴女学，尚武事，贵实验，吸国粹，广方言，务通俗，改教法，汰腐料，都凡数十，均深察时事，明辨症结所在，以为非痛加改革，无以起衰拯弊。”）民国以还，绥之先生除一度主持筹备历史博物馆，任教北大、北高师等校外，主要精力专注于治学，皇皇巨著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四库未收书提要续编》《许廎经籍题跋》等，即撰作于辛亥后。三十年代，先生以硕学宿儒，与柯劭忞、江瀚等参与东方文化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其间曾再度访日。先生居京师三十余年，至一九三六年，鉴于时局动荡，遂长辞故都，浩然南归，晚年寓居苏州光福镇，董理平生著述，未及蒇事以殁。先生著述之稿钞本，均托付于晚年弟子王欣夫。
自十九世纪后期清政府与日本建交后，中国旅日官员、学者之“东游日记”随之出现，已刊及未刊者，林林总总，所在多有。诸家记录之考察、访书、游历、见闻等情形，既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提供全方位参考，也为源远流长之中日交流增添时代内容。二十世纪以来，中日关系风云变幻，多经反复，而一衣带水，风月同天，文化历史及地缘政治之同源同质，仍令两国间之交流互动，迄无休止。笔者虽涉猎有限，于《日记》校读再三，仍觉此书内容深刻，极具特色，至今犹有可供参考者：
一、《日记》揭示赴日考察为绥之先生从政、治学之重要转折点。先生夙以治学勤劬、成果丰硕而著称，自幼接受经史词章训练，青年时代孜孜求学，肄业苏州正谊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及江苏学古堂，与同时俊髦以道义学问相切?，并蒙学术前辈奖掖，成长爲科举时代最后一批学子。自江南乡试中式，至经济特科录取高等，改官湖北知县、加入张之洞幕府前，先生已具学幕福建、出任兴化县教谕等十年历练。身处同光新政变革时期，先生由践履传统科举道路之江南士子，因应风气转移，自觉关注新学，尝试融会中西，参与新政实践。先生东渡之前，对传统中国社会已有深刻观察及思考，而时逾半载之赴日考察，则成为其从政、治学之重要转折点，《日记》不仅包含中日两国之分析比较，更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前途之思考。先生著述传世甚夥，读其书而知人论世，岂可仅以湛深传统以视先生。
二、《日记》为绥之先生及其同时代有识之士积极探索强国道路之实录。《日记》观察议论，两不偏废，充分展示清季自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至辛亥革命期间，朝野有识之士对于改变国家现状及前途之忧虑及探索。清末官方积极组织赴日考察，官员、学者络绎在途，有影响之考察记录则流传不多。绥之先生所到之处，细心观察，周密调查，且行且问，随时记录，并与同行者随时讨论，交换感想。《日记》中有关中日历史文化异同之描述，对于中国现代化症结之探讨，忧念家国，心系苍生，感喟议论，发人深省，所思所虑，洞见表里，至今犹有不可及者，乃知学问事功，从来即非截然两途。
三、《日记》用笔纯正，态度谨严，乃真正之学人日记。王欣夫先生有云：绥之先生“早岁专力治经，卓然经师。继乃博览群书，不薄今人。两渡东瀛，所见益广。每发议论，洞澈古今，明通切实。惟深于古者能不泥古，达于今者能不趋今，岂与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并论哉。时代迁移，虽或于今不合，然在光宣之间，实为通儒。”（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4页）先生以饱学之士，奉派考察新政，其所用方法，仍不失考据学家法。走访所及，凡事必经目验，周谘详询，不厌其烦，所述见闻，原原本本，深入肌理。百年后重读《日记》，非仅内容不觉其旧，今昔对照，转觉今人之观察记述，多有不逮。试举一例，先生此行所遇之中日官员、同僚、师友、留学生等不下数十百人，《日记》多记其籍贯字号；又参观之学校机关、工场商社等有数十百所之多，《日记》中均保留各机构之详细地址及接待（执掌）者姓名，并略记其言谈举止。沧桑迭更之后，虽一鳞半爪，其人其址，于中日双方皆已成不可多得之珍贵史料。
四、《日记》记录详尽，描摹入微，堪称游记体文字之典范。绥之先生之日本考察，始于长崎，驻于东京，终于西京。东京以外，日光、箱根、镰仓、京都、大阪、奈良、名古屋等地，均为游踪所及。考察参观之对象，包含城市乡村、政府学校、机关团体、文化设施、名胜古迹等。先生所到之处，必详其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所述制度沿革、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成效，委曲周尽，纤悉备至，无不记录在簿。其重点关注者，不惜再三重访，而所遇日方人员，亦大多能积极配合，坦诚接待。先生以参观者之敏鋭及严谨，集中考察日本政府、司法、金融、学校、工场、监狱、商社、会所及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展览会等，20世纪初日本社会各方面之缩影，于《日记》得以集中展示。当年之随机调查，因访问者之训练有素，一丝不苟，记录保存至今，遂具多重意义。
五、《日记》成书甚速，与东游行程同时完成。绥之先生结束考察、等候归棹期间，即于东京将《日记》誊写付印。（《日记》十一月初一日：“意将日记付诸活字，所以存鸿爪，乃略加董理誊清。”初八日：“誊竟。”）归装所限，当时印数不多，百年以还，《日记》原本流传罕见，国内图书馆几无著录。先生遗著多由王欣夫蛾术轩继承，今归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兹检先生遗书，未见《日记》稿本或抄本，仅获蛾术轩旧藏《日记》排印本。此本封面题“甲辰东游日记 元和胡玉缙自署检”，卷端钤有王氏藏书章（“小蟫庐”朱文长方印、“小蟫庐藏书”白文长方印），疑为王欣夫先人所藏。回溯中日图书文化交流史，前人较多着眼中国古籍之东传及翻刻，近人又多关注和刻本汉籍之作用及影响，对于近代在日刊刻之中文图书，尚研究不足。清季中日建交后，随两国官方及民间交流增加，图书出版领域互动亦十分活跃，出现中国学人利用日方资源、在日本完成刊印之图书。如黎庶昌、杨守敬主持刊印之《古逸丛书》，属著名之域外雕版印刷物；绥之先生之《日记》，则为中国人在日出版之通行本图书。此类图书之名目、数量及作用，有待深入发掘。
《日记》新印，即据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日本榎木邦信并木活版所铅字排印本为底本。[《甲辰东游日记》版权页署：“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印行/版权所有/记者：元和胡玉缙/印刷者：榎木邦信（日本东京浅草黑舟町廿八番地）/印刷所：东京并木活版所（日本东京浅草黑舟町廿八番地）。”]原本直行排版，包含句读，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七字，分订两册，凡二百九十一页，后附“甲辰东游日记正误表”二页。《日记》整理，一为改句读为新式标点，并改正原本误字；再则为《日记》内容添加提示语，缀于正文各页书口，以便读者省览（此法虽爲为西文著述习见，用于中文图书及日记类文献整理尚未多见，是否合宜，有待反馈）；三则因先生旅日半载，于二百日间遍历东西京，除却节假、卧病，几乎无日无活动、无日无记录，兹据《日记》辑为《甲辰东游行程记》，简单展示先生此行考察政教之日程；四则爲便读者利用，除内容提示与《行程记》外，又将《日记》中涉及之人名、地名、书名等编制索引，附于书后，索引词之筛选，侧重于日本考察。又绥之先生学行，复旦大学已故王欣夫教授知之最稔，所撰《吴县胡先生传》详明剀切，足为定论，兹特迻录，编入《日记》附录，以供读者知人论世之助。
绥之先生赴日考察之出发及返回地，均为湖北武昌，出发时又与光绪三十年湖北留日学生同舟东渡。先生旅日考察期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相关汇报请示、延长考察等情形，《日记》中均有记载。《日记》于国内重新出版，距先生东渡及张之洞谢世，相去已百有余年。天道好还，公论自在，鄂人现尊张之洞为武汉城市之父，而地处华中之武汉三镇，不仅为清同光间近代化改革策源地之一，又为承载历史教科书中诸多重大事件之英雄城市。庚子之春，武汉又因封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名传遐迩。日月增新，山川不改，斯土斯民，惟天祐之。《日记》于国内新印之际，谨述原委以缅怀前贤，并愿与读者分享人间哀乐。
二〇二〇年三月杪，谨述于沪东小吉浦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