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时在济州任职的朝鲜儒臣崔溥（号锦南），因在渡海返乡途中遭遇风暴，于海上沉浮十余昼夜后，最终漂至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起初被误作为倭寇的崔溥及其从人一行，在先后经过基层卫所、府州直至中央的逐级审查后，终于洗清嫌疑、确认了身份，在官府护送下遣返朝鲜。回国后，崔溥奉朝鲜成宗之命，以汉文日记体形式撰成沿途行记《锦南漂海录》（以下简称《漂海录》），内容涉及明弘治初年的边防、政令、司法、外交、驿递、地理、世风民情等各领域，其中有关明代江南社会的丰富记载为研究明代江南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
《漂海录》江户写本
“十百仅一二”
朝鲜时代，朝鲜人因发生海难而漂至国外的事例很多，因此留下漂海传记并以《漂海录》命名的并不在少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崔溥《漂海录》（1488年漂至中国）、李志恒《漂舟录》（1696年漂至日本）、张汉喆《漂海录》（1770年漂至琉球）、李邦翼《漂海歌》（1796年漂至中国澎湖）、文淳得《漂海录》（1802年漂至琉球）、崔斗灿《乘槎录》（1818年漂至中国）等。
纵观这几部漂流作品，从漂着地来看，漂流至中国的朝鲜人除崔溥外，还有李邦翼和崔斗灿；从文学体裁来看，相对于《漂海歌》这种纪行歌，则《漂海录》《乘槎录》等纪行文的学术价值更为突出；从漂流时间来看，14—16世纪的漂流记录相当少，仅崔溥《漂海录》一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崔溥的《漂海录》是朝鲜时期存世的第一部漂流作品，亦是明代唯一由朝鲜人撰写的漂流至中国的纪行文献。
从崔溥在《漂海录》的记述中不难看出，当时朝鲜人因海难而漂至中国或其他邻国的情况时有发生，但真正能幸存并有记录流传的却是罕见的情形。
我国人为公为私往来济州，或遭风无去处者，不可枚悉。终能生还者，十百仅一二。是岂尽沉于海波乎？其漂入岛夷，若暹罗、占城之国者，无复望还，虽或漂至中国之界，亦为边人所误，诬以倭贼，折馘受赏，则谁能辨其情乎？如臣等者，若不先自下陆，若无印牌之信，其复免于祸哉？
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能在海难中幸存下来的漂流者可谓“十百仅一二”。如若漂至暹罗、占城等“岛夷”之国，则生还无望，如若漂至中国，则或有遭到边将误杀或故杀的凶险。关于这一点，从崔溥的自身经历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在海上九死一生的崔溥一行，在漂至浙东沿岸后，被贪图军赏的守寨官诬陷为倭，险遭斩戮。此后又历经重重磨难、并自南而北经各级官府层层审查后才最终得以归国。
和崔溥身为朝鲜士人的身份不同，大部分朝鲜漂流民并非朝鲜的“识字阶层”，而是下海捕鱼的渔民或沿海商民，本身文化水平较低，即使在漂流中得以幸存并平安归国，也不足以留下传世的漂流作品。而崔溥饱读典籍，对中华文化有极为深厚的学养，其自小擅写文章，受业于朝鲜儒学宗师金宗直门下，“治经属文，卓冠时辈”。走上仕途后，历任校书馆著作、博士、成均馆典籍、弘文馆修撰、副校理等职，官至从五品。期间还参修《东国通鉴》，著论百余篇，论理透彻，被时人广为推崇。正因具备了极为深厚的学识涵养，故而崔溥笔下对于中国各地的历史掌故、风土人物、世俗民情都有着非常娴熟的描述，其观察细致入微，且洞见深刻。以至漂海一录，被后人赞誉为“摹写中原之巨笔也”。
“辗转抄袭”与“落笔真挚”
由朝鲜士人撰写的中国纪行文献，除《漂海录》外，还有21世纪以来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与重视的“燕行录”。“燕行录”既可以泛指明清时期朝鲜贡使记载的有关中国见闻的纪行文献的总和，也可以特指某位朝鲜士人笔下具体的纪行作品。从广义上讲，《漂海录》也属于“燕行录”中的一种，两者之间有相同也有许多不同，在行文风格上更是旨趣大异。
《漂海录》与“燕行录”都是域外人士对中国认识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提供的大量生动有趣的珍贵史料，未见于同时代的中国史籍。朝鲜人在撰写中国行记时，其对中国的观察与记载往往具有传统史籍所缺乏的视角。“自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自然很少去关注或者不屑于去记载，但恰恰是这些所谓“理所当然”的事物在“他者”的眼中，可能就是中国最为特殊、最有意义与价值之处，所以才会被记录、留存下来。此外，《漂海录》与“燕行录”都是朝鲜使臣归国后向国王提交的复命报告，这种报告在很大意义上是供朝鲜了解中国国情、打探中国动向的情报，一般无需曲笔或忌讳，具有秉笔直书的特点。故而相比于《明史》《清史》和明清实录等可能存在曲意修饰的官修史书来说，更具原始性和可靠性，在很多方面能弥补中国传统史料中的不足。
与此同时，《漂海录》与“燕行录”的差异性更为明显。就“燕行录”而言，这些在明清两代往返于汉阳与北京同一条贡道的朝鲜使臣们，总是参加着相似的朝贡仪式、参观着相同的北京景点、又开展着类似的朝贡贸易。除特殊见闻外，可以看到不少燕行录的记述千篇一律，内容雷同，几乎成了向国王交差的例行报告。因而今人阅读“燕行录”后难免会产生阅读疲劳，每一批朝贡使臣年复一年在北京参观相同的游览地点，其笔下的记述往往也如出一辙、毫无新意，甚至可以让读者预判出其或将拥有的游览经历。例如在国子监的参观过程中，中国的儒生争相攫取朝鲜人所赠笔扇之事，几乎是国子监每回都会上演的雷打不动的“经典戏码”。
日本学者夫马进先生为此评价道：“几乎多半的燕行录都是辗转抄袭，屋上架屋，缺乏创见。”“尽管旅行者力图写出具有独特风格的燕行录，但实际上很多燕行录都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细微，基本上毫无新意。作为外国人所写的海外旅行记，像这样将相互雷同的内容反复记载的现象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少见的。这种情况在嘉庆道光年间以后所写的燕行录中表现得特别尤为明显。……甚至连记载自己每天行动的日记都只是将日期改写一下之后就恬不知耻地将他人的著作换到了自己的名下。”
与此不同的是，崔溥的《漂海录》真实记述了其在中国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为确认身份，崔溥在先后经过基层卫所、府州（都、布、按三司）直至中央（兵部、礼部）的逐级调查审问后，终于排除了倭嫌，被确定为漂流夷人，在当局的护送下回到朝鲜。可以说，崔溥的曲折经历为其日记的撰写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素材，特别是其中对江南世界的描写，记述翔实，在所有燕行文献甚至域外汉籍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史料。当时的一位朝鲜贡使在听闻了崔溥的曲折经历后，也不禁感叹道，“我国人物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汝独历览若此，岂非幸乎！”尽管这位朝鲜贡使将崔溥因遭难而得的江南经历视为了一桩“幸”事，但也正好从侧面说明了朝鲜有行走大江以南之经历者少之又少，甚至“近古所无”。崔溥的《漂海录》落笔真挚、描写生动，作为一段后人不可复制的独特旅程，其内容可信度高、流传度广，对于研究明弘治初年的江南社会历史状况，具有难能可贵的参证价值。
崔锦南的“逆行”与江南世界
崔溥一行漂至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牛头外洋登陆后，先从台州经宁波、绍兴至杭州，再自杭州沿大运河过嘉兴、苏州、常州、扬州、淮安、徐州、东昌等地后抵达北京，最后入山海关、经辽东贡道、渡鸭绿江后归国。其一路自南而北，行经路线是绝大多数朝鲜人都不曾涉足过的江南地区，为此崔溥堪称明代第一个经行运河全程的朝鲜人。
崔溥对沿路的观察与记录极为细致，其“以扬子江为界分南北”，记录了江南与江北的风殊俗异。大到市肆物产、市井风貌、宅第民居、丧葬礼仪，小到衣冠配饰、仪容仪表、饮食起居等，生动地描绘了江南世界的市井风情。
对江南市肆物产的描述。在崔溥的观察中，“江以南，诸府城县卫之中，繁华壮丽，言不可悉。……闾阎扑地，市肆夹路，楼台相望，舳舻接缆，珠、玉、金、银宝贝之产，稻、梁、盐、铁、鱼、蟹之富，羔羊、鹅、鸭、鸡、豚、驴、牛之畜，松、篁、籐、棕、龙眼、荔枝、桔、柚之物，甲于天下，古人以江南为佳丽地者以此。”而在江南诸地中，苏杭两地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交通便利、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等因素，使得崔溥对杭州与苏州的描述最为丰富、且评价最高，其谓杭州“即东南一都会，接屋成廊，连袵成帷；市积金银，人拥绵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而苏州则“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自古天下以江南为佳丽地，而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此城尤最。”
对江南人性格的描写。崔溥认为江南人性情和顺，而江北则人心强悍。崔溥一行曾在漂流至宁波“下山岛”时遭遇海贼，贼人将崔船上所剩无几的衣物米粮搜刮而去；后行至“仙岩里”（今台州市三门县浦坝港镇仙岩村）时，又被里人劫走了马鞍。随着此后其朝鲜人身份被当地管辖卫所查实，千户官随即连夜鞫问了仙岩里里长，将劫夺崔溥马鞍之人抓捕、报送官府，并将马鞍物归原主。有感于此的崔溥不禁发出了感慨，“今江南人虽或被利心所使，为盗为劫者有之，然下山之盗不杀臣等，且有遗物；仙岩之人不隐所劫，竟还夺鞍，可以观风气柔弱，人心不甚暴恶之验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当崔溥经过山东恩县时，见到河中有劫盗所杀漂尸，崔溥为此认为，江南人虽为盗，皆劫而不杀，而北方人则多有劫盗杀人，“山东以北，一家人不相保，斗殴之声炮闹不绝”，尤其“山海关以东，其人性行尤暴悍。”
对江南人文化程度的描述。崔溥一行来到台州市健跳所时，一位丙午年（1486）登科的进士张辅闻讯而来，指着科举题名录中自己的名字示以崔溥，介绍道，“我国制，草茅士登第者，皆官给俸禄，旌表门闾，刺衔，亦书赐进士及第某科某等人”，并将崔溥引至其家，其家前以雕龙石柱作二层三间之门，金碧眩耀，门上书写着“丙午科张辅之家”。然而正面露得意之色的张辅在登第与官位皆更高一筹的崔溥面前，很快就败下阵来。在见到崔溥随身携带的文科重试名录后，张辅立马甘拜下风，承认道“我殆不及也。”此处，中朝文人互比登第与官阶的意趣跃然纸上，与此同时也写出了江南人尚学、崇学的风气。崔溥最后总结道，“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闬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
对江南人衣冠配饰的描写。衣饰为明代物质文化的载体，是社会经济、文化、风气等诸多因素融合而成的产物。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人的物质生活开始愈发丰富，并显现出一定的奢靡之风。衣物的质地由质朴的棉麻开始转向华丽的绫罗绸缎，头饰造型愈加精致丰富。为此，崔溥如实记载道，“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裤，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首饰于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中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妪皆垂耳环。”此外，崔溥还观察道，“江南好冶容，男女皆带镜奁、梳篦、刷牙等物。”江北则“不见带之者”，故而体现出江南人相较更为注重仪容和仪表。
此外，崔溥还有一些其他较为细节性的考察，比如提到有关交通工具，“江南陆路行用轿，江北或马或驴。江南无良马，江北马大如龙。”有关丧仪葬俗，“江南人死，巨家大族或立庙、旌门者有之，常人略用棺，不埋委之水旁，如绍兴府城边白骨成堆。江北如扬州等地，其坟茔或于江边或田畔、里闬之中。江南丧者、僧人或食肉，不食荤，江北则皆血食茹荤。”另有关于货币，“江南市中使金银，江北用铜钱”等等。
李朝时期，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纪行文献，而崔溥是整个明代唯一一位漂流至中国、行经大江南北、并撰有详尽日记的朝鲜士人。《锦南漂海录》记述了朝鲜贡使从未记录也无法记录的江南社会，为今人回溯明代江南世界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生动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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