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初开始，社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展中国人口发展研究社会调查。这个调查是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大课题“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组成部分。2020年度的调查工作主要聚焦于托育托幼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相关问题。自6月开始以来，共收到调查问卷7280份，经过数据清理的最后有效问卷在6139份。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担任课题负责人，这一调查工作也得到了平安好学的支持。在调查基础上，课题研究团队开展了基于数据的分析研究。
1990年代以后，我国生育率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到低生育率社会，之后进入到长期低生育率社会。生育政策在2013年和2015年逐步放松，人口的生育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调查显示，人口不愿意生育的原因主要是经济负担重（60.65%），无人看护（25.60%）和担心孩子的培养质量（20.78%）。
为了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提高国人的生育意愿，还需要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提供更多社会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基于“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项目”在2020年开展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在线调查”，我们对优化生育政策和完善生育服务的社会需求开展分析。
我们对不同特征的人群对生育服务和生育支持的政策需求进行分析和比较，这些政策包括带薪假期类、补贴类和服务提供这三种类型，共8个选项：
1产假或延长产假、2哺乳假或延长哺乳假、3丈夫的陪产假、4带薪育儿假、5生育津贴、6对幼儿的教育补贴、7婴幼儿的社会托幼托育服务、8公共场所的母婴设施。
社会公众对生育政策和生育服务的总体需求最高为产假，陪产假呼声也很大
从调查结果来看，受访者中呼声最高的是产假或延长产假的政策，其次是生育津贴。
随着父亲在育儿生活中的更多参与，陪产假的呼声也很大。
教育津贴和托幼服务虽然不在最高需求的前三名，但在某些人群中具有较高的需求，例如在拥有2个小孩的家庭或者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群中，他们对于托幼育儿方面的担忧更高，需要的支持更多。
关于公共场所母婴设施的完善的呼吁在媒体中屡有提及，然后在此次调查结果中发现，这实际上并不是社会公众优先考虑的内容，我们觉得对于母婴和婴幼儿服务进行投资的时候，也需要客观评估需求，提高相关政策供给和公共服务投资的效率。
我们进一步筛选出在未来4年内有生育打算的人群，观察他们需要的生育支持情况，发现有生育打算的人群对于生育服务的需求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与生育过程相关的产假、生育津贴、陪产假和哺乳假这4个支持选项中，其需求程度超出总体人群50%以上。可见，生育政策和生育服务对于人口的生育计划是有相互强化、相互支持的作用。
一娃家庭和二娃家庭对生育政策和生育服务的需求明显不同
拥有1个小孩的家庭对产假、生育津贴、陪产假的需求最高，特别是产假需求明显超过其他需求。
而在拥有2个小孩的家庭中，人们对孩子的教育和照顾需求显著上升，教育补贴是2孩家庭最急需的，紧随其后是产假和托幼托育服务。这也与上文未来没有生育计划的人群提到的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经济压力大”“无人看护”“担心培养质量”的原因相呼应。
男性对于产假、陪产假的期待比女性更高，参与生育活动的意愿增高
男性和女性对于生育支持的需求也略有不同，可以看到男性对于生育支持的期待在很多方面比女性更高，不能不说男性对于生育支持的关注是一个积极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对于陪产假的需求也从侧面反映出男性参与生育活动的意愿增高。男性和女性在产假和生育津贴上都有比较高的需求。女性更加关心孩子的教育养育问题，女性在教育津贴、托幼托育服务和带薪育儿假上的需求比男性更高。
城乡人口对生育政策和生育服务的需求差别不大
农村和城市城镇人群对于生育支持的主要需求较为相近。但可以看到城市和城镇人群对于幼儿的教育养育方面的服务支持需求均明显高于农村人群，这与农村婴儿幼儿照料工作更多可以得到祖父祖母的支持有关，也与城市人群更注重儿童的培养教育有关。
我国城市化不断加大，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我们也进一步观察了迁移人群的需求，相比于未离开户口所在地的人群，迁移人群对于产假、陪产假和哺乳假的需求更低，同时更愿意接受津贴支持，并且农村和城镇迁移人群对各种生育支持的需求比例更接近城市人群。
不同经济收入家庭对生育政策和生育服务的需求有差别
除了户口情况以外，家庭收入也是影响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将家庭收入分层后分析，家庭收入在0-30万之间的生育支持需求较为相近，30-60万的人群需要的生育支持与之有所区别，而当家庭收入超过60万之后又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可以看到，产假是在所有家庭中都是第一需求，基本上不受收入的影响。而生育津贴则随着家庭收入的升高，需求逐渐下降。在孩子的照顾和教育方面，收入在30-60万的人更需要全方位的支持，他们对于教育津贴、托幼托育服务和育儿假的需求都显著高于另外两个群体。
高收入家庭对于生育支持的需求总体低于其他两个群体，仅在母婴设施的完善上有更高需求，这可能是由于高收入家庭有更多资源可以完成家庭层面的生育养育工作，因此进一步对社会整体的生育友好情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同年龄人口对生育政策和生育服务的需求差异略大
个体的年龄不同，通常其所处的生育周期也不同，因此对于生育支持的需求也非常不一样。由于我国现在初次生育年龄的普遍推迟，在20岁以前的人群对于生育还没有进行较多的考虑，因此无法提出具体需求。而在最适合生育的20-35岁之间，生育期间的支持包括产假、生育津贴、陪产假和哺乳假的需求最为明显。而35-45岁的人群则大多属于已经完成生育的人群，他们更加重视儿童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因此教育补贴、托幼服务与带薪育儿假呼声最高。45岁以上的人群则对于假期的需求更多，这可能与其在早期完成生育行为时我国还未有发布和施行产假等相关福利政策有关。
不同教育程度人口对生育政策和生育服务的需求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群对于生育支持的需求也有所不同，但除了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人群外，其他人最希望得到的生育支持均为产假、生育津贴和陪产假，而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人群则更关注儿童的养育和教育问题，因此选择了教育津贴、托幼服务和育儿假三项的最多。
只有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升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才能够避免在全面二孩政策以后生育水平没有提高的问题。如上文所说，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全方位地提升生育福利，推出行之有效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服务。根据社会公众对于不同生育政策和服务的具体需求，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普及和完善产假、陪产假制度。适当延长与生育行为相关的假期，有助于育龄家庭有更多时间照顾新生儿和孕妇，放心生育。特别是陪产假的普及，使得孕妇、产妇可以得到丈夫更多的支持和照顾，并有助于减少企业对职业女性的怀孕歧视，让职业女性不用担心由于怀孕而减少事业发展机会。
2、针对育龄人口家庭无人照看孩子的问题，应该加快完善普惠性并且规范专业的托幼托育服务，减轻育龄家庭后续对孩子照料问题的担忧。特别是目前普惠性托幼托育园大多针对拥有户口的人群，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如何解决迁移家庭的托幼托育问题也将非常重要。
3、重视婴幼儿和与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促进。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也越来越重视，教育补贴和重视托育托服务的教育促进，符合多数育龄家庭的需求，特别是符合高经济收入和高教育程度教育的育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