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出品的纪录片《人间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日前正式杀青，正在紧张的后期剪辑当中，作品最快将于这个5月登陆纪实人文频道。
纪录片主创团队从1月24日到5月17日，连续数月，辗转于上海与武汉，记录下医务工作者与患者们的鲜活故事与感人细节，共拍摄了超过3万分钟的素材。
“这场疫情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灾难带来离别的伤痛，也激发着人性的光辉，医务人员对病人的救治，陌生人之间出于善意与责任的关怀，值得记录”。从春节开始，纪录片导演范士广就一直申请前往武汉“红区”。在3月得到批准后，摄制团队在武汉的雷神山医院、金银潭医院以及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连“蹲”了28天。身穿全套防护设备“进舱”拍摄的时候，纪录片人与病人的距离近到“拔管时带出的鲜血可以直接溅到你身上”。
在第一线长时间、近距离的蹲守中，摄制组采访了上海援鄂医疗队近百位医务人员，也记录下病房里的一幕幕守望相助。《人间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是携手共克难关的温情记录，也是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1600多名上海援鄂医务人员，就有1600多个细腻的故事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事件，寻求跌宕起伏的内容，追踪并树立起典范式的英雄人物，是内容创作者的普遍心态。在前往武汉之前，范士广也曾为自己设下这样的目标。这份对创作者而最为平常的“功利心”，却在与一位援鄂护士的闲谈中瓦解了。
“我听到手机铃声就特别害怕”，女护士向范士广透露这样一个心结。原来，护士一直跟进的一位病人去世了，病人去世的那个晚上，他被保存在铁柜中等待家属领取的手机，响了40多分钟，直到电源耗尽。那寄托着牵挂与焦急等待的手机铃声，让护士煎熬揪心。“我没法接那个电话，也不知道接了能说什么”。
“这只是1600多名上海援鄂医务工作者中的一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最为真挚的故事与情感”。因为这个故事，摄制组不再执着于大开大合的故事，而是耐心打捞“抗疫”一线无处不在的，最能引起观众同理心的细腻情愫。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收入镜头中的动人细节越来越多。
有患者出院时，拿出纸笔，想要记录下每位医务工作人员的名字。那些远赴武汉，日以继夜照顾患者的医务工作者，实则是患者们最熟悉的陌生人——病人认得出他们的声音，熟悉他们的目光，却从未见过他们的容颜，从并肩到擦肩，可能不会再见，对姓名的执着却是真挚的感恩、怀念。
从上海前往武汉雷神山医院支援的护士陈桂林，其实是个“武汉伢”。因为怕父母担心，这一次特殊的归乡，她始终不愿同家人提及。完成任务准备回上海前，陈桂林终究还是没能忍住思念，同母亲通了电话。母亲得知女儿在雷神上工作的消息，在惊讶、担心之余，更不忘提醒女儿不要因为私人电话，耽误到工作。一句年迈父母对上班族孩子，再最普通不过的提醒，此时此刻却成为连接“英雄叙事”与“日常体验”的桥梁。
纪录片镜头中，也“闯”入了不少鲜活可爱的普通人。援鄂医疗队撤离那天，一位扮成“皮卡丘”的武汉市民，包裹在厚重的玩偶服中，在大门外等了半小时。忠于等到了援鄂医疗队员，皮卡丘一边挥动小手，一边从嘴里伸出一张写着“谢谢”的A4纸。可爱的动作，明亮鲜艳的色彩，大大舒缓了人们的情绪。这位扮成皮卡丘的市民，正是疫情期间主动接送医务工作者上下班的当地志愿者之一。当大家问及他的姓名时，他说：“我姓螺，叫螺丝钉”。
50%的武汉镜头，都是用手机录制的4K画面
前往“红区”，进入“方舱”，距离感消失了。身处极端陌生的环境，拍摄团队先前的不少计划与预设被一一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新鲜的拍摄经验。
“第一感受肯定是危险，有一种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的恐惧”，范士广范说，自己在武汉，第一次切实感受到危险，是在方舱医院中，华山医院李圣青主任的一个动作。“那天，医生要做一个拔管，本来我也想要跟着进去，她突然就把我推了出来，提醒我危险。这轻轻一推，却蕴含了一种医务工作者直面危险的强大力量。”
不过在武汉期间，摄制团队还是选择进舱进行拍摄，这样的拍摄体验也让他们对援鄂医务工作者的艰辛更为感同身受。进舱前，防护设备穿戴就要耗去30到40分钟。穿戴好之后，闷热缺氧的感觉随之而来，防护镜与口罩更是勒得人脑仁疼。往往，跟着医务工作者一班四五个小时拍下来，汗水已湿透了衣裳，甚至会产生类似于高原反应的虚脱晕眩感。
在极端环境下的拍摄，更需要灵活调整方案。这次纪录片中在武汉录制的内容中，有50%都是由手机4K拍摄完成的。一方面，手机规避了传统专业设备分量重、体积大，不方便携带的问题；另一方面，手机存在感低，也更容易亲近拍摄对象，易于捕捉到被拍摄者真实的反应。
只是，虽能便利“进舱”，手机依然属于污染物。每次拍完后，都要通过污染物通道，经过严格消毒，方可回到拍摄者手上。“当我第一次从黄色的污物袋里，取出湿淋淋的手机时，心头一沉，怕手机坏了，拍摄的内容付之东流。当开机画面亮起的一瞬间，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范士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