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左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左二）在会上致辞。| 图片均由主办方提供
12月19日，一场主题为“变局中的欧洲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50多位与会的学者专家讨论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欧洲、中欧关系以及中美欧三个政治体在政治、经济层面所经历的变化与考验。
“在有限的全球化、更加紧密的区域化和更加充分的本体化背景下，如何看待欧洲内部的社会凝聚和裂变分化？在国际力量东升西降加速变化、西强东弱的现实格局下，怎样研判欧洲战略自主的实施？如何看待跨大西洋关系的变与不变？以及如何看待中美欧三边关系？这些都是今天研讨会所涉及的话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在致辞中表示。
会议从探讨疫情下中欧经贸关系开始。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提到，国际媒体18日已传递出积极信息，中欧投资协定（BIT）经过7年艰苦谈判，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有可能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下一周可能是关键一周，欧盟27国将对文本进行研讨，得到肯定后，我想会有一个完满的结果。”徐明棋说，“尽管中欧投资协定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它一个重要的象征，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正确的基础。中欧投资协定完成之后，双方将启动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可以看到，中国在对外开放上的步伐迈得越来越大。”
由于受疫情影响，中欧双边投资额呈现明显滑落，但面向未来，双方都期待着一份“圣诞礼物”。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丁纯在谈到中欧投资协定时说，“从1985年以后，中欧之间没有大的框架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将是中国和大经济体间第一个投资协定。短期来看，中国在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作出较大让步，但从长期看，中国实际上争取了非常强的战略主动权。”
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杨逢珉也提到，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核心内容主要包括投资保护、市场准入、投资监管、可持续运营发展四个方面，特别是引入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中国过去没有使用这个体制，在引入之后，我认为中国将更为国际化。”杨逢珉表示。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Michele Geraci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中国更加开放、更接近西方的同时，可能西方也在接近中国。”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在研讨会上谈到，“中国更加趋向于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计划为导向；而今年的危机让我们看到，西方其实更多地以国家为导向，而不再是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杰拉奇认为，美国大选之后，拜登代表的左翼上台，中美欧之间的经贸关系问题可能会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讨论从中欧经贸关系延伸到美国大选后跨大西洋关系的新变化，以及大国竞合关系态势下，跨大西洋板块和跨太平洋板块之间的联动。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王志强提到，在美国大选之后，德、法外长于11月16日在德国《时代》和《华盛顿时报》上共同撰文，寻求建立“新跨大西洋联盟”。尽管德法对跨大西洋联盟和欧洲安全方面有着不同看法，但他们依然把美欧关系看成天然的关系。
12月2日，欧委会推出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新议程的文件，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副教授忻华认为，这份文件“只是欧洲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忻华认为，美欧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而非安全战略领域，现阶段，美欧在技术与产业层面的战略竞争在加剧、在贸易与投资层面的矛盾在加剧、在金融与经济外交层面的竞争仍在进行。
在拜登政府将向多变主义回归之际，中美欧新三角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骥强调，法国讲的战略自主政策在主要针对美国的同时，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伍慧萍也认为，德国对华政策改变了一贯延续、稳定的基调，目前正在经历深度的调整。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